纠缠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河长”制:制度逻辑与现实困局

当前全国各地陆续推行"河长制",由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兼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水污染治理和水质保护,一旦不能达到设定水质标准,则要被严格问责。"河长制"在制度逻辑上是对既有的环保问责制度、环保"一票否决制"的延伸和细化,在内在机理上也契合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需求。但是,这种应急管理式的制度创新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因事设岗"来增设"河长"存在制度逻辑错乱,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河长制"力推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不无疑问;并且,从长远的制度影响上看,它还存在着不少负面影响,会影响到水污染防治制度的正规化和常态化建设。     

全面推行河长制建设 完善县域河流治理——关于四川省井研县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井研县建立监管考核体系,多措并举开展水污染防治,河长制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县域层面推进河长制工作还面临着乡镇资金匮乏、水库管理薄弱、集镇污水收集处理难、群众积极性参与度不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加强县域统筹治理工作、创新推进水库治理、改造乡镇污水收集管网、加强宣传引导、部门协同抓落实等措施深入推进河长制工作,完善县域河流治理。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高校统战工作的“治理”转向

因应高校统战工作的现实困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动力,高校统战工作应从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转向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性、责任自治与共治、协同共治的总体性理念,为高校统战工作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责任他治走向责任综合治理、教化与管理走向"协同共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动力。"治理"转向后的高校统战工作,既推动着统战工作的科学发展,也助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公众治水参与：绩效结果抑或过程驱动——基于S市926个样本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河长制旨在形成"河长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水陆共治"的协同治水格局。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主体力量,公众在水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河长制实现了多大程度上的全民共治?驱动公众参与的究竟是绩效结果(包括治水主观绩效和客观绩效),还是由河长制这一创新举措所带来的制度运行过程(过程驱动)?基于S市大规模公众问卷调查数据,辅之所抽取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公众治水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公众治水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总体上依然处于"有限参与"阶段;(2)治水绩效结果对公众治水参与没有显著的效应,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绩效结果;(3)公众对环保信息的透明度感知以及政府回应性对公众治水参与有着显著影响,这说明制度运行的过程是驱动公众参与的主要因素。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众参与度不高的现状,不仅需要营造"开门治水、人人有责"的水环境治理氛围,更需要大力推动环保信息透明度改革,增强政府的回应性。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实现路径探究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共同发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目前,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体系尚存在着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监管责任没能有效履行、企业的环境治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公众环境保护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共治,需采取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严格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等措施加以解决。     

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权与共治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特色是分权与共治。其高等教育分权具有四种呈现方式：梯次分权、水平分权、形式分权和类型分权。其高等教育共治按照权力交织的特点可分为宏观共治、微观共治、交叉共治和弹性共治。通过科学合理的权力分配和责任分担，美国高等教育达成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平衡，实现了多元共治的目标，保障了高等教育质量，增强了高等学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民心党建+河长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治理创新——以松桃苗族自治县为例

河流是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河水是生命共同体的血液。当前,松桃全县存在水环境建设意识不强、水生态保护监管不到位,区域河流水质污染、河湖岸线被侵占等突出问题。因此,松桃探索创新"民心党建+河长制"河流治理模式。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创新物业管理机制——以武汉市为视域

创新物业管理工作,既是促进社区和谐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民生诉求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实现协同共治、多元治理,为创新物业管理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下,创新物业管理应遵循"落实属地管理、推进政府执法、加强行业监管、规范业主自治"的指导思想,不断创新物业管理工作机制,深入推进"红色物业",坚持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充分激活社区自治功能,形成民主协商、多元共治的管理格局。     

从“公众俘获”到参与共治:分享服务的内涵、机制与价值

分享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实现了公众对于公共服务责任从"俘获"到参与共治的转变,并催生了分享服务的公共服务治理新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分享服务通过服务成本分担、服务边界明确、服务内容精确定制实现了公共服务治理模式的创新;通过自身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共服务治理所面临的资源短缺、多元供给不充分和服务质量不足的问题,对未来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当前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历来被认为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但现阶段缺乏统一的全国性技术标准,缺乏对事故责任认定者任职资格的严格考核,缺乏对责任认定活动的有效法律监督。这使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治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困难重重。事故责任法定、成立专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赋予当事人行政诉讼权等举措,将规范事故责任认定者的行为,促进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开、公平、公正处理。     

司法侵权的归责原则

司法侵权的归责原则是归责的规则 ,是确定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行为侵权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了违法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所组成的多元归责体系 ,全面体现了侵权法的制裁、预防、补偿、保护权利等功能。     

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     

适度宽容与依法治理:我国古代宗教管理启示

我国古代宗教管理的先进经验对于指导我国当代宗教管理工作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北魏、唐、元、明等朝代的宗教政策、宗教管理体制、宗教法律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管理工作,应当在确保推行适度宽容的宗教政策、建设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并严格依法治理的前提下,推动宗教问题的多元共治,充分发挥宗教正面的社会功能。     

关于新形势下如何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纪检组)要承担监督责任"。"两个责任"的提出,抓住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键,为我们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责任追究指明了方向。新形势下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既要纪律挺在法前,又要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既要严格合规管理,又要完善制度改革创新;既要层层纠错追责,又要促使干部担当作为;既要抓好关键少数,又要管好基层各级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关于公安民警用枪困境的思考

当下,我国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民警"不知是否可以用枪""不敢用枪""不会用枪"的问题。原因在于,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用枪规范体系,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的限制性措施十分严格,缺乏严格、系统的枪支培训制度。纾困之道在于,完善现行有关民警用枪法律法规,使之明确可行,即有利于民警在紧急状态下作出可否开枪、如何开枪的决定,并能够预知自己开枪行为的后果;建立科学、严格的责任评估及责任追究机制,并根据开枪民警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作出从重还是从轻乃至免予处罚的决定,对非主观故意的民警给予特殊的用枪保护,激励民警敢于合法用枪;建立系统的枪支训练机制,拓展多种形式的模拟实战训练方式;严格配枪资格,推行枪支认证制度;将心理训练纳入考核体系,对开枪民警及时跟进"强制会见"、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帮助其舒缓压力,以此不断提高民警的枪支使用能力。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互联网治理视域中的平台责任研究

互联网治理呼唤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作为政府与网络用户的链接纽带,网络平台已经承担起治理责任。平台责任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共理论、行政法原理与权责一致原则;根据责任的两面性,平台责任分为积极作为义务和消极不利后果,在我国法律规范中表现为行政义务和行政责任;行政义务分成行为责任、结果责任、制度责任和原则性责任;平台责任的实现有赖于传统和非传统的路径。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