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中共中央在武汉

中共中央在武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的重要阶段,在我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中共中央在武汉时的工作任务,一是开展国共合作与斗争,二是领导和推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和反帝斗争走向高潮。记住中共领导人及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历史,可以让我们追溯武汉作为“英雄城市”“英雄人民”的历史渊源,并将这一宝贵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推动武汉发展的精神财富。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收费定价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数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财产的属性,在实践中也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政府数据开放具有渐进性、开放性、价值性、时效性、周期性、非买断性和再利用性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其作相应的类型化区分。政府对于开放的数据进行收费定价有其合理基础,在数据开放定价模式上则有免费模式、按成本费用定价模式以及按“成本+利润”定价模式。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价收费问题,应置于行政收费的法制框架下讨论,基于公平、效率和量能支付等行政收费的基本原则,确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向市场主体的商业化利用有限收费的制度。作为减损公民财产利益的负担行为,政府数据开放收费定价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在确立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定价模式基础上,由立法来创设数据的收费定价,完善收费程序,加强对收费定价行为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建设,从而推动政府数据有序、规范开放。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     

“3M视角”下国外去极端化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ISIS成员返回其来源国,如何实现对宗教极端主义者的转化已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难题。可在去极端的三个阶段同时采取宏观(macro).中观(meso)、微观(micro)三个维度(即“3M视角”)的措施,构建完整的去极端化模型。去极端工作需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去极端化措施要综合运用温和和强硬策略;实现认知上的去极端化必须具有细致可行的善后关注计划。     

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新安江模式”

新安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先行探索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地。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以来,经过八年多的艰苦摸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安江模式”,目前已经在全国多个流域得以推广,标志着皖浙两省在生态补偿机制改革中取得了成功经验,用实践生动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从全国第一个跨省流域的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着手,总结“新安江模式”的建构过程与巨大成效,分析“新安江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内在逻辑,阐明“新安江模式”的现实问题与对策思考,以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政产学研用”下公安院校经侦人才培养新路径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适用于工科和职业院校,而且对公安院校经侦专业的人才培养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在"政产学研用"机制下,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为政府机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用人单位五位一体,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在五位一体协同创新机制下,河南警察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专业课程建设、校局合作方面均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建设了经济犯罪侦查实验室,开展了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围绕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举措,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历史定位、显著优势、完善路径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提升了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价值,突出了社会公平的政治价值,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信息处理能力与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关系探究

以"信息大爆炸"形容当代已毫不夸张。面对互联网海量的信息,人们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坐在电脑前手就会机械地一个又一个点开网页:国内、国外、中央、地方、时政、娱乐……时间已经悄悄溜走,脑袋仍然一片空白。如何才能从信息海洋中获得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又不被信息海洋所吞没?为此,人们首先需要拥有应对信息海洋的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进而,人们还需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遨游于信息海洋之中并掘取到有用的信息。所以,厘清逻辑思维能力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我国构建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逻辑缺陷和可能路径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我国无论是证监会还是学界都呼吁尽快建立证券执法和解制度,但制度构建者与部分学者的理由在逻辑上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证券执法和解并非是对于行政权力的一种处分行为,而是不同行政权力行使之间的转换;其目的并非是为了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取证难、违法认定难以及执法成本高等问题,而是为了减少诉讼风险、维护执法声誉以及解决执法人力与资金紧张的情况;其在我国并非能够起到息诉的作用,相反我国应积极构建证券诉讼渠道;证券执法和解的构建未来应在执法与和解的适当分离、和解金的补偿机制以及和解的司法审查方面进行可能探索.     

“我是查理”:《查理周刊》的谑虐传统

《查理周刊》继承了其前身《切腹》杂志目空一切、尖酸刻薄的精神,是法国颇具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讽刺性杂志。它用大量篇幅刊登一些搞笑、伤人甚至蓄意挑衅的漫画,讽刺极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总统、富商、各种意识形态等。在《查理周刊》遭受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大背景下,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前世今身可以分析《查理周刊》在法国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和社会氛围,揭示该刊在法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并表达作者个人对"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这两个貌似矛盾口号的独立思考:前者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誓言,而后者则强调的是对言论自由这一原则不同维度的微妙理解,探讨的是新闻自由背后的伦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