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职业化教育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我国警察职业化培训应当转换主要依赖学历教育的格局,明晰职业化培训为主的体制,以实现警察职业化教育的三个目标定位：忠于祖国、尊从宪法和法律、服务人民的政治意识;以敬业奉献精神为主的职业意识;具备专业法律知识、业务技能和过硬身体素质的职业技能。弄清职业化培训＂双向推进、三个转变＂的发展方向,走双向推进之路,在逐步推进警察职业化教育的同时,走教师职业化之路。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从＂学历教育与使用分离＂逐步向＂培训教育与使用结合＂转变,从＂业务培训＂向＂职业化培训＂转变,从纯粹的＂国内培训＂向＂国际化培训＂转变。     

论比例原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

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结合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践 ,比例原则适用时应依照考虑目的的正当性 ;措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 ;选择时的相关考虑 ;选择最温和措施 ;不可过度及目的达成应立即终止等六个步骤进行。     

论比例原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采用,必然会对公民的权益造成影响。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尤其是警察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包括妥当性、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方面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比例原则适用时应考虑目的的正当性;措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等步骤进行。     

硬权力与软权力:警察权的二元构成论

一个国家的权力由软权力和硬权力两部分组成,软权力是无形权力,是依靠吸引而不是强制来影响他国意愿的同化性权力.将国家权力之二元构造引入警察权,有利于警察权结构的科学化,有利于明晰警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有利于警察机关的权威再造.警察机关软权力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在公共服务中所表现出的影响力,在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说服力,在社会塑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吸引力.硬权力与软权力都是警察权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处理警察硬权力与软权力关系时应注意充分挖掘软权力资源、谨慎使用硬权力、强调软权力的多元化运用方式.     

警察行政协助的困境与出路

警察行政协助应当是行政协助立法与理论的重要观察点。在欠缺明确法律规范约束的情形下,中国语境下行政一体性与行政分权原则的错位、协助义务与警察权积极性的暗合等因素导致警察机关在协助活动中陷入角色错位、主体性迷失和追寻经济理性的困局。依托于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协助的一般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警察行政协助面临的难题,因此有必要从警察法、警察法实施细则等特别规定的角度来规制警察行政协助,促进警察权的理性运作。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中的过程管理浅析

相较于目前以硬件建设和执法资质建设为主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过程管理应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执法过程管理包括执法质量、执法进度与执法成本三方面的内容。应从重视信息化建设、强调制度落实与明确管理责任三方面切实加强执法过程管理。     

论侦查阶段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

缺少一个系统的司法审查机制是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在设置上的重大缺陷.侦查阶段司法审查主体应为人民法院.审查对象为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及侦查活动所获取的证据.司法审查应采用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并充分考虑到维护辩方的权利.     

问题意识与理性思维：论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兼谈执法规范化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执法规范化建设解决的是公正廉洁执法问题,其生命力在于其外部建设的效能和力度。执法规范化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并非相互独立的系统和工作内容,两者在化解社会矛盾、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具体的执法规范化活动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之间,在规范化阻碍创新和创新不合规范两个方面仍然存在紧张关系。必须以科学化引领,以＂规范合法为本,管理创新为用＂进行调适,在规范化力度、规范创新、政策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等层面,研究确立科学化的规范管理创新机制。     

公安行政法维度内的非权力行政方式

非权力行政方式是行政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产物,在现代行政领域中有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和广阔空间。随着公安行政向服务行政、说理行政和指导行政的转变,运用非权力行政方式成为公安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公安非权力行政方式日趋多样化,其中公安行政指导、公安行政契约、公安行政调解是最主要的行为类型。非权力行政方式在行政实务中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特殊矛盾,需要运用行政法治原则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基于警察行政协助的视角谈《警察法》的修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警察法》的修改显得十分迫切。从警察行政协助制度构建的视角看,在《警察法》修改时对警察行政协助作概括性规定及严格的限制条件,使之既能面对未来《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出台后的立法情况,又能在现阶段规范警察行政协助,促进警察行政协助的法治化,有利于解决目前警察行政协助的滥用,降低警察职业风险、重塑警察权威、促进行政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