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控制抑或个人权益保护——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两个维度

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确认为一种人格法益,在理论和立法上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面向。个人权益保护成为构建和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和线索。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目标和功能可能被个人私益保护的进路所覆盖或消解,因此有必要将社会风险控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来对待。社会风险控制一直是电子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性目的,它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动态构建作用。社会风险控制和个人权益保护两种进路在相关基础问题上出现分歧,如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基础关系、一般性保护与场景化保护以及本权与保护权的关系等。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过程中,社会风险控制进路有助于合理解读和执行法律,把握风险大小与控制措施的合理匹配,以及在平衡相关立法价值的前提下,释放信息的流动性。     

网络侵权归责的现实制约及价值考量——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切入点

基于WEB2.0技术条件下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提示”规则和“明知”规则,在法律适用上遇到了强有力的现实制约.通过梳理国外网络侵权的发展轨迹和利益博弈,揭示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由严格日益走向宽松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对网络社会的运行规律和公共影响进行系统考察,提炼出网络社会的公共属性和相对性的主体关系结构这两个显著特征,并以此作为网络侵权归贲设计上的价值考量因素.     

不动产优先权与法定抵押权的立法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建筑工程承包人在发包人未依约支付价款时,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工程折价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将工程拍卖,并以折价或拍卖价款优先偿还工程价款。该条意在解决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工程款拖欠现象,加大对承包人债权保护的力度,但由于该条规定得过于原则,以致实务部门对于该条所规定权利的     

不动产优先权与法定抵押权的立法选择

关于合同法第286条的权利定位，笔者认为立法上有疏漏，尚需立法进一步认定。法定抵押权和不动产优先权为民法上功能和价值取向不同的两种制度，在评判两种制度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赋予建筑工程承包人不动产优先权，以解决承包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这一问题。同时，在比较采优先权立法模式国家立法体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不动产优先权应辅以登记制度发挥作用，登记为不动产优先权的生效要件，但登记的不动产优先权其优先性不应受登记顺位限制。     

按份共有人的若干权利探讨

按份共有人享有应有份的处分权,由于应有份本身也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没有特定化,因此无法适用以物的特定化为前提的出租和用益物权关系;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占有、收益和管理权主要是通过约定来实现,没有约定的,则通过相关法律技术来予以确定,但这种确定相对模糊。对于分管协议,公示对于其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作用甚大。     

权利冲突:制度意义上的解释

权利冲突问题是民法上的难题,目前尚无一个可供讨论的可靠理论基础。权利冲突问题与生活事实冲突之间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进行转化,权利的抽象性与解决矛盾的具体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权利冲突应依靠制度的具体化来解决。对于权利冲突进行形而上的理解无助于我们理解现当代立法模式的转变,进而会产生重视抽象权利和体系化,轻视具体行为的制度化建设的倾向。     

无形财产的理论和立法问题

文章认为 ,无形财产本质上是一种权利 ,它与有形财产从权利角度而言是相同的。无形财产的存在实际上是传统“物化思维”的产物 ,它能有效地界定利益、扩展财产范围并对传统财产权体系理论造成冲击。作者同时指出 ,从“权利”和“行为”角度去分析财产、统一财产权的理论是未来财产权理论发展的方向 ,其中对英美权利分析理论的借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作者认为 ,无形财产的立法实际上涉及到整个财产权体系的立法问题 ,随着权利的多元化、客体的虚位和国家强力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财产权立法体系将出现专门化、分散化的趋势。     

不动产制度与物权法的理论和立法构造

本文以不动产和动产的划分为线索,系统探讨不动产对于物权体系的决定性作用,并对两者的同化趋势进行了评析。该项划分对我国物权立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数字网络环境中著作权实现的困境与出路——基于P2P技术背景下美国音乐产业的实证分析

数字网络技术给著作权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技术保护措施、侵权诉讼以及逐级响应机制等既有网络著作权保护方式已陷入困境。网络著作权与传统财产权、著作权的差异、新技术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来自盗版的竞争,要求网络环境下必须采取以授权为中心的整体性著作权实现机制。随着云技术、大数据以及3D打印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整体性著作权实现机制在网络环境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