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阶段疑案处理方式的本土化省思

我国审判阶段疑案处理方式具有多元样态，补充侦查、法官庭外调查核实、撤回公诉、根据在案证据作出裁判、疑罪从无五种处理方式交织共融，因处理方式之间主次适用关系的规范缺失而引发不同处理方式之间的竞合与冲突。这五种疑案处理方式是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客观性优先于主观判断的唯物主义司法认识论和高度客观化的证据裁判原则的现实映像，实则建立在“增加证据分量以消解事实误认风险”的一元形成逻辑之上。这不仅可能引发司法实践中不计成本的过度化证据生产和证据收集行为，而且容易导致事实认定因对于足够数量证据支撑的严格适配要求而陷入不必要的疑案困境。基于对我国当下审判阶段疑案处理方式的多元样态与一元形成逻辑的省思，疑案处理方式至少应当在重塑事实认定的司法观念认知、扩大主观化事实认定方法的司法适用、理顺疑案处理方式的主次适用关系及各自适用限度三个方面作出优化调整。     

审判中心与相关诉讼制度改革初探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审判中心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的体现,也是对现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完善和发展。为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我们首先应当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意义进行阐述,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相关诉讼制度的改革:保证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完善辩护制度、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及保证侦查、审查起诉质量,为公正审判奠定坚实基础。     

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笔录性质及司法适用

认罪认罚具结书因可以被用于证明被追诉人之认罪认罚表意,特别是认罪供述作出过程的自愿性、明智性和合法性,满足"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特征而具有证据资格.因满足笔录类证据所具有的制作主体特定、记录形式书面、形成过程同步的基本特征而可以被归类为"过程性"笔录类证据.认罪案件庭审之下,建立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之上的认罪要义审...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一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一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 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 进式改革径路。     

浅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意义与不足

在阐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历史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具体制度与规定,分析其本身的现实意义与不足之处,以期提出具体的解决之策。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无罪推定原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然而,司法实践表明,公安司法机关并没有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并将之坚决贯彻执行。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理应得到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探讨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略论刑事诉讼中的公正与效率——以不起诉制度为范本

现代法治国家,公正与效率无疑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两种价值,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无不体现着此两种价值的冲突与融合.中德两国的刑事诉讼法均将公正摆在优先于效率的位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更加突出了实体公正的重要性,忽视了诉讼效率的因素.文章以中德两国的不起诉制度为比较范本,进一步分析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从而在刑事诉讼的制度构建与实践中实现两者关系的合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