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游离常态的罪过形态:混合罪过

现实中 ,有些罪过存在形态并不完全与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所“应有”的犯罪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相一致 ,有时这些罪过会游离于传统意义故意犯罪必有故意或过失犯罪必有犯罪过失这种罪过存在常态之上 ,而以混合罪过这种异态存在或呈现。国内研究混合罪过经历了探索、创新阶段。混合罪过有四层含义 ,三大类型 ,特殊混合罪过有其构造和特点 ,在本质上仍属于一个罪过 ,区分确定罪过的不同形态是十分必要的 ,有助于我们确定犯罪行为人责任的大小。     

复杂罪过:交通肇事罪共犯的理论支撑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共同犯罪为共同故意犯罪。在刑法分则中,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指使者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以共犯论处,从而与传统刑法理论和刑法的规定形成了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途径在于犯罪的复杂罪过理论。共同犯罪的核心在于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过程,而非局限于所犯之罪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在无需更改刑法条文和不引入其它颠覆性理论的前提下,复杂罪过理论可以为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共犯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规范性思考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存在着故意说、过失说和复合罪过说,分析污染环境罪的"故意"与"过失"形式,同时结合污染环境罪所体现的因果关系直接性与必然性的犯罪特质,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当是故意。主观内容为直接故意的污染环境罪与它罪形成了法律上的竞合关系,处于半独立法律状态;间接故意形态下污染环境罪则完全处于独立的法律地位。     

试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

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间接故意,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共识。但对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否存在过失或者直接故意,刑法理论界认识迥异、争议颇多。     

污染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探析

本文探讨了污染环境犯罪的罪过认定标准 :结果犯 ,应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作为认定标准 ;行为犯 ,则应以行为的意识选择和意志努力作为认定标准。污染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不包括直接故意形式 ;将过失污染环境纳入刑法的范畴 ,是符合单位犯罪理论和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的     

论过限犯的罪过形式

在共同犯罪中,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的行为,则此种行为由于没有共同犯罪主观联系的支撑而脱离共犯关系,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其他共犯者不承担责任,这种情况称为共犯过限。就实行过限之前的构成共同犯罪的那一部分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应是存在共同故意;而对于过限犯实施的过限部分的犯罪而言,已经超出了共同故意的范围,此时过限犯的主观方面罪过表现形式可以是故意或过失。     

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探析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一直是困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难题,理论界关于主观罪过形式问题的争论不断,主要有故意说、过失说和复合罪过说。如果坚持过失说,那么行为人对违反法规是"明知"的,但对危害结果是过失的,这实质上是双重罪过。复合罪过说不符合我国刑法"同一罪名,同一罪质"的立法原则。因此,在实然层面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应坚持故意说。在应然层面应该将本罪罪过分开分条设置,分别包含故意和过失。另外,适用严格责任有悖于中国刑法的立法基础,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作出修改,"两高"司法解释重新确立罪名为"污染环境罪",但罪过形式不明确,众说纷纭。罪过形式是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心理态度,是行为人应负刑事责任的依据,罪过形式不明确,刑事责任的认定必然盲目恣意,预防犯罪也就无从谈起。从刑法应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功能平衡的立场出发,剖析"故意说"与"过失说"各自的重大缺陷,阐述"故意与过失说"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以期明确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促进刑法预防污染犯罪作用的有效发挥。     

结果加重犯中的混合罪过

一个犯罪是否只可以有一种罪过．可否一个犯罪既有故意罪过也有过失罪过？在一般情况下,一种犯罪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但是在某些罪过形式较为模糊的犯罪中,要认定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发生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比较困难。刑法学界提出了单一罪过说、复合罪过说、主要罪过说等解决方法,但这些理论的普适性还存在疑问。结果加重犯中对于加重结果的罪过是混合罪过．既包含故意也包含过失。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探析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增设的一个关于商业秘密的罪名。关于此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在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一罪名的主观罪过形式不但包括故意,也包含于过失,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况仅限于直接获得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以外的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我国侦查事中监督的三重维度及改善路径

侦查权的合法、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侦查的事中监督可以将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具体不当侦查行为遏止于萌芽,使其可能酿成的危害后果不至于在此后的诉讼阶段产生消极影响。我国侦查事中监督划分为司法监督、权利监督和预审监督三个维度,由于既存制度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因素的掣肘,侦查事中监督尚难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而陆续曝光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呼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侦查监督体系。     

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构建——论民事检察同级监督制度的完善

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监督规则中得到了加强,监督范围扩大、监督方式增加、监督手段强化等,尤其表现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运行的同级监督制度中。受多种因素影响,法律对同级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级监督面临更大挑战。面对新要求新挑战,除完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多措并举,主动探索和积极拓展民事检察同级监督发展的新空间,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打击证券犯罪的价值选择与现实思考

像证券市场监管一样 ,打击证券犯罪同样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权衡 ,只不过打击证券犯罪不同于证监会的专门监管 ,它更侧重公平这一价值目标。界定证券犯罪的类型既要以刑法规范为标准 ,还要考虑证券市场的经济特征。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比较典型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犯罪已发生多起 ,已暴露出中国证券市场的诸多问题。对这些案件加以分析 ,可引起对刑事司法介入证券市场监管的多方面的现实思考。     

论“徇私”类渎职犯罪的主观要件之修改与完善——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为角度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徇私类犯罪的认识因素要求必须是明知结果必然发生,以实现犯罪目的。故间接故意不能成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观要件。但若将＂徇私＂认定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构成要件,将导致处罚范围不当缩小,增加查办难度,放纵渎职犯罪。因此作者认为,应当在刑法修订时,将＂徇私＂动机删除。对徇私的＂私＂的限制性解释,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相矛盾。而且徇单位、集体之私实施渎职行为的,根本不是由于法律素质、政策水平和技术能力不高的缘故。所以,徇私的＂私＂应回归其本意。     

警察职务化犯罪与警务督察机制

以违法犯罪为主的警察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的警察违法犯罪已表现为职务化倾向。实施警务督察,大力清理门户,是世界级的遏制警察违法犯罪的基本对策。本文试结合警察违法犯罪客观存在的现实及职务化犯罪的特点,对我国警务督察制度以理性的思考。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主观特征辨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包庇行为只能是出自故意 ,而纵容行为则可出自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并不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确认识到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不可缺少的条件。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包庇、纵容犯罪的人 (包括犯罪组织及成员 )的违法犯罪活动 ,便构成本罪故意所必需的认识因素。     

关于破坏监管秩序罪的认定

破坏监管秩序,是罪犯在监狱及其他监管场所服刑期间时有发生的行为,破坏监管秩序,情节严重则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第315条规定了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构成及其刑事责任。破坏监管秩序罪,是指被依法关押在监管场所服刑的罪犯,殴打监管人员,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的监管秩序,殴打、体罚或指使其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情节严重的行为。破坏监管秩序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破坏监管秩序犯罪的特点及原因探析

监管秩序是我国监管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在押人员进行羁押、管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目前,在依法监管、强制改造的法治环境下,在押人员的反监管、反强制、反改造的手段和行为表现也呈水涨船高的态势,破坏监管秩序犯罪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新情况不能不引起监管机关的关注和重视,立足于现实,进行犯罪特点和原因的分析,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为监管改造工作创造有序的法治环境,实乃司法实践所需。     

基层检察院参与维护农村稳定问题研究

农村的长期稳定,是保持全国稳定的基础。本文以维护农村稳定为出发点,论述了基层检察机关通过加大打击犯罪力度,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正确查办农村职务犯罪,加强法制道德教育,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参与维护农村稳定的系列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