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模斩客”行为应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2010年4月,被告人宁某某、李某某承包松江区松汇中路328号"哈尼尼咖啡酒廊"后,伙同被告人王某华、王某强、李某、匡某某、王某、崔某等人,以该酒廊为中心进行"酒托"诈骗。具体由上述人员分别伙同各组"键盘手"、"传号手"、"酒托女"等人员,由"键盘手"以女性身份,通过网络搭识男性网友,并以"交朋友"、"谈恋爱"、"一夜情"等为由,获取对方的身份、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传号手"提供给"酒托女",后由"酒托女"根据该信息,     

诈骗案件嫌疑人（被告人）翻供问题研究

诈骗类案件中，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往往会采取翻供的形式逃避法律制裁。由于此类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嫌疑人一旦翻供，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案件审查及庭审环节陷入困境。从理想层面分析，改变“口供至上’’办案模式是应对翻供的最有效途径，但从现实角度来看，研究并充分运用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出庭指控技巧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试论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调查取证权的界限

民事抗诉调查取证权作为民事抗诉中的一项具体权力,其存在应该是与民事抗诉的目的一致的,应该为最有效、最准确地实现目的提供保障,一切与实现民事抗诉权目的无关的权限都应该剔除在外,这是调查取证权界限的根本原则。一、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调查取证权的着眼点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一种监督,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检察机关拥有民事抗诉权的法律依据在于《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这一个授权性的条文中,我们能隐约看出立法者只是把法院的审判行为作为民事抗诉权的对象,这一点在《民事诉讼…     

家族与村委会的寄生性关系及其对当代农村法治之影响

村委会因其在乡级政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成为农村中最主要、直接的“权力”组织机构。从理论上说 ,它应是现代法治进驻农村的重要载体 ,对村委会组成人员、工作内容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有些农村村委会很大程度上成为家族势力的寄生载体。这样现代法治失去了进入农村的依靠 ,面临着无法深入农村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