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呼吁与国际法的演化和发展——基于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理论视角

长期以来,国家从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单边退出的现象为大多数法律学者所忽视.大部分国际法的学术文献倾向于谴责退出法律的行为.但是,在很多情形下,退出国际法是可取的.本文运用阿尔伯特·赫希曼传统上用以衡量公司或政治组织衰败的“退出、呼吁和忠诚”框架,以说明退出国际法的理由在于,事实上从利用退出选项的可能性中获益的国家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并可能在不断变化世界中为促进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效率和适应性提供一条快捷路径.     

国际规则的"结构性挑战":以贸易协定中的例外规定为例

例外条款是条约设计中的精华所在.很多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中都包含有关安全措施方面的一般例外条款,表明普通经济活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安全例外条款使国家安全和经济全球化成为战后自由主义秩序中两个独立的领域.然而,当前世界贸易体制不得不应对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能源安全等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国家安全威胁.此外,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上升到"国家安全威胁"的级别.近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给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这就提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避免安全例外条款被当成政治理由,即作为掩饰或使贸易保护主义实践正当化的一种方法.对安全例外不加限制的依赖,将导致一项条约下已被接受的义务完全受制于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因此,对安全例外的援引需要受限于其措辞确定的具体情形,并由国际性法院或法庭加以审查.世界正处于"风险社会"时期,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条约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在设计可驯服不确定性的例外和最小化其被滥用的风险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是条约设计中一项"结构性挑战".     

WTO“免费通行”现象研究

WTO主要创新之一是其对违反的制裁反应.在实践中,由于WTO救济不具有回溯性,以及违反与不遵守裁决及授权实施反措施之间存在时间迟延,违约方可很方便或机会主义地长时间收获不遵守的利益而不必面对任何后果.这个救济缺口使被申诉方没有理由在司法程序结束前解决争端,并可能导致受挫的申诉方在法律框架之外行动而破坏争端解决机制.但是,WTO救济中“免费通行”的制度根源在于其允许某一成员“逃避”WTO纪律,只要其愿意在可能的报复方面付出“代价”.照此,弱救济有助于促进体现WTO整体效用的有效违约,为政治输入提供重要的空间和为行使国家主权提供更多机会.在WTO诉讼中最有经验的当事方可将救济缺口当成剑和盾牌,并成为其最大的受益方和最小受害者.     

WTO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对国家声誉的影响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争端解决提高违反国际法的声誉成本。但声誉并不是一切国家行为的完整解释。国家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可能旨在促进有效违约,而不是阻止违约。WTO争端解决机制允许国家利用救济制度作为履行的替代,从而起到定价机制的作用。通过以某种价格出售违约的选择,争端解决机制为政府履行它们的国际义务提供很大的灵活性,并可能因此降低它们的声誉损失。     

涉外法治视域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法理分析与法治应对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1]2021年7月14日,欧盟正式公布了“减碳55%”的一揽子提案(Fitfor55package),其中提出欧盟将构建“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CBAM)。^[2]2022年12月13日,欧洲议会与欧盟委员会达成临时协议。根据该协议,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将于2023年10月1日起进入适用过渡期,在过渡期内进口商的义务仅限于向欧盟有关机构报告,而当欧盟确定过渡期结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适用后,欧盟成员国将对不符合欧盟环境标准的某些进口商品征收额外的碳关税。临时协议还规定,欧盟专门委员会将在2027年底对碳边境调节机制进行全面审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