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网络上的愤青

“愤青”大抵指“愤怒的青年” ,该词很具表现力 ,一种桀骜不逊、咬牙切齿的形象跃然纸上。大概来说 ,愤怒总是有原因的。无名之火应当不多吧。那么愤青因何而忿忿不平呢 ?愤青发怒的事情还真不少 ,大到国家的国际关系政策 ,小到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 ,都在愤恨之列。愤青会对小资的情调嗤之以鼻 ,对大众的浑浑噩噩痛心疾首 ,对一切事情都表示不屑 ,一派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架式。实际上 ,这只不过是愤青的发泄形式而已。愤青的忿忿不平没有什么缘由 ,是无名之火。然而 ,单纯的无名之火是难以维继的。这时 ,民族主义成为了愤青的助燃剂 ,来了个…     

全球化与公共政策过程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深化，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全球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政策的作用范围、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政策权力的分配和政策的独立性。文章从政策过程角度，较为深入的解释和评价了全球化封公共政策的影响。     

环保行政约谈制度探析

环保约谈制度是环保监管和政策执行的一种新手段,具有"跨层级"权力运行机制、基于对话的协商共治机制、柔性管理思维和多种政策工具相互融合等特征。其对我国环境治理的核心意义在于在中央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定的"跨层级共治",以较高层级的"条"的力量监督较低层级中的"块",两者之间建立一定的监督关系,并以此确认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当然,环保约谈制度也存在局限,应从关注约谈效果和环境质量可持续性等方面完善。从长远来看,应从立法和法律执行层面着手解决落实地方政府环保责任的问题,更应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低碳、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新兴工业园区环境冲突与政府治理对策

随着工业园区向农村的迁移,园区企业和农民之间的环境冲突也不断增加.政府、企业和农民在环境冲突困境中存在复杂的博弈,各自的策略是相互博弈的一种均衡结果.农民通过上访、集会、聚众阻碍工厂生产、求助媒体和协商等方式,争取自身环境权益.从成本-收益、制度化和冲突等角度来看,协商合作是较好的环境冲突解决方式.工业园区的环境冲突反映出政府在园区规划、环境监管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为了减少工业园区内的环境冲突,政府应科学规划工业园区,强化监管,鼓励公众参与,形成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间的协商治理机制.     

西方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特点及其评价

西方国家的环境决策日益注重普通公众的参与。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机制中,公众参与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尝试。但在基本程序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三个步骤构成: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决策问题的相关知识和背景;二是通过小组讨论、沟通以及协商等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讨论该问题需要注意的各种价值、标准;三是通过工作小组的方式起草政策建议,并提请专家进行技术上的评估和咨询,并完成最终的报告。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公众参与者的代表性,公众参与介入决策的早期阶段,非专业公众与技术专家并重,公众参与过程的商议性。而局限性在于:参与成本高昂,参与和商议过程中存在着宏观与微观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参与的代表性与商议质量之间的矛盾等。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农村环境抗争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危机

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是导致农民群体抗争呈现出暴力特征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失衡、政府能力危机和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因各种利益问题而忽视、拖延和压制农民的环境诉求;地方政府在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保持政府中立性、管制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弱化;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这三个因素是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升级,呈现高冲突性的重要原因。     

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环境领域中的公众参与可分为四种类型,即个人体制内参与、个人抗议型参与、群体抗议型参与和社会团体参与.它们在参与者动机、参与方式以及效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别.社会团体和群体抗议型参与这两种类型值得重视,它们体现出当前环境参与的特点.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冲突程度较弱,开始发挥政策倡导功能;群体抗议型参与的冲突程度较强,主要具有...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特征、困境与对策——基于MSAF分析框架的探讨

近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显著成效印证了纵向“权威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基于“激励—结构—行动—反馈”框架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存在政治激励、中央统筹、运动治理和中央督查反馈等特征，并相应地存在动力差异、结构不合理、缺乏合作以及逃避监督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治理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建立包容性的激励机制、多主体参与的跨域环境治理机构、可持续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和多元化监督途径，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立高效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