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内外部关系结构及优化路径

协同治理是处理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常用的机制，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通过建立协同治理的组织来提升治理效果，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纳，并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目前中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内部呈现出纵向嵌入的层级结构和横向交叉的职能嵌套相结合的特点；在与外部组织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生态环保组织的“枢纽”功能、非政府组织的“驱动”功能和其他协同组织的“桥接”功能。由此，未来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协同组织可以通过结构优化、功能耦合以及系统提升等路径，促进实现组织的向内收缩、向外整合以及自我优化。     

“超越平台”:数字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突破——基于“小河网驿”的经验观察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因通过联结多边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与合作共治而备受关注。然而,平台型治理较为关注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整合,而忽视整合后组织结构调适和运行机制创新,高效协同治理的实践效能不彰。基于“小河网驿”公共平台的深度考察,挖掘数字化协同的新模式及其运行逻辑。可见,数字化协同通过价值引导、功能协调、政策反馈、考评监督等方式,突破了平台型治理的既有局限,推动了治理价值的共识重塑、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以及治理机制的长效运作,实现了平台技术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为促进多边协同互动与治理持续创新,需打破传统治理领域界限,兼顾主体价值共创与平台技术应用,以适应数字化治理发展的新需求。     

大气污染现状、来源分类与协同治理研究——基于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的实证分析

大气污染严重威胁居民身体健康,多主体、多部门协同治理大气污染是有效改善大气质量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价值.本文采用2003年至2011年我国30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大气污染物浓度等相关数据,利用非参数估计的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对大气污染来源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工业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和机动车拥有量都严重影响大气污染程度.依据多样化的大气污染来源,建立健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作为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机制,即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程序协同、治理技术协同、治理标准协同和治理考核协同“五位一体”,增强大气环境监管能力,促使大气污染治理早见成效.     

破解乡镇监督之困的探索

乡镇是党和国家治理的“最末端”,其有效治理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关乡村振兴,也事关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但因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性质使得其监督存在种种困难。近年来,遂宁市纪委监委落实中央和省委“大抓基层”实践要求,紧盯乡镇熟人社会监督难题,创新探索,通过锻造基层监督“廉立方”,逐步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立体式监督体系,有力有效破解了熟人社会监督难问题。     

协同视角下京津冀人才政策网络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人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性引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人才一体化建设背景下，三地需要基于差异化需求与区域人才发展目标，共商出台妥适的人才政策。人才政策制定及治理发生在政策主体内部及主体之间形成的网络之中。通过对2013—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政府出台的区域和地方性人才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勾勒出京津冀三地人才政策网络的结构与状态。进而，从静态维度阐释京津冀人才政策网络体系的力场、类型、特点及利益导向；从动态维度基于政策网络的相互关联性和连贯性强弱表现所构成的四种不同组合类型，结合网络主体在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及互动，匹配实用主义类、管制类、激励类、信息传递类等四种政策工具，提出优化策略以促进政策网络的良性运行。     

京津冀跨区域治理的模式选择与机制设计

京津冀一体化实践中面临着行政区划带来的制度障碍,产业结构趋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没有形成联动发展,缺乏协同治理机制等困惑和挑战。京津冀在跨区域治理的不同阶段应分别采取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平行区域协调模式和多元驱动网络模式。应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构思区域市长联席会议机制、区域一体规划机制、区域一体化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推动京津冀跨区域治理的机制设计。     

实施“北接南融”专项行动 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人才集聚高地

<正>德州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省级战略交会点。我们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立足区域特点、乘势精准发力，把实施“北接南融”专项行动作为人才工作“一号工程”，市委书记领衔推进，走出了一条与京津冀济错位布局、跨域协同、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一、“差异化”定位布局，放大用好比较优势。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从“问题迭代”到“协同演进”:毗邻党建的逻辑转换及其治理网络建构

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历时性观察来看，跨界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根据跨界治理问题阶段性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作为初阶问题的“专项问题”和作为高阶问题的“综合问题”。目前，毗邻党建已经从1.0版升级为2.0版，在迈向2.0版的过程中，其运行逻辑从聚焦跨界“专项问题”治理转换为聚焦跨界“综合问题”治理。为了克服跨界治理边界效应带来的协同难题，毗邻党建通过“以党领政”“党领共治”等方式建构“党政协同”“多元协同”两种典型的“政党引领型治理网络”。与逻辑转换相对应，在面向跨界“专项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1.0版着力打造“党政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双线工作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问题会商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党政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在面向跨界“综合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2.0版着力打造“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资源整合式协同”“产业协调式协同”“文化连接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多元...     

国企改制: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实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企业存在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信任托管和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等缺陷。按照合理分工、相互制衡的原则设置企业组织机构,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妥善处理好“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建立起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等是规范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对策。     

从城市群发展谈区域污染协同防治

大气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区域环境治理法规体系的具体化,环境污染联防联治的实时化,区域协同治理检查评估的经常化,是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明显提升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还需治本之策,根本在于实现最优配置策略,采取相对最小成本的区域污染防治战略,实现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化机制化。     

技术治理的适配性：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的效度及逻辑反思

技术与治理融合已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基本特征。技术并非简单植入治理场景并必然产生治理绩效，其赋能、赋权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技术运用的适配性是技术能否从工具转换成范式，变革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技术适配张力和各种适配性偏差，是导致“技术反治理”现象的主因。从“工具—体系—行动”维度，通过适配性视角考察技术与治理互融互促的结构性、本源性逻辑，基层数字化改革应依赖技术嵌入、结构吸纳与社会协同的并进，达成“技术—价值—结构—生态”的多向度适配，实现系统性治理形态升级。技术与治理形成价值层、结构层、生态层互适融合，从治理工具、治理体系、治理行动全面驱动数字化变革。技术治理最终应走向系统性、适配化的整体治理。     

张高丽：把治理环境作为京津冀协调发层的重要突破口

要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环境生态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率先在大气污染协同防治上取得进展,通过区域协同发展统筹治理大气污染。要坚持统筹兼顾,把大气污染防治放在区域协同发展全局中谋划设计,与协同发展的各项措施紧密结合,努力实现区域环境质量整体改善与区域协同发展同步。要坚持联防联控,更好发挥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四问

京津冀三地的命运，正史无前例地紧密联系在一起。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后强调，京津冀“完全能够相互融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随后举行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三地的代表委员纷纷围绕协同发展建言献策，相关话题占据主流媒体重要版面；3月下旬，中央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重要文件，将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并列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并确立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宏伟目标。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京津冀路径

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综合引领—特色开拓—潜力提升”梯次发展格局，数字梯度明显、互补性强，三地在技术创新、场景开发及规模应用上具有明显协同优势。基于数字经济梯度发展特点和各自比较优势，强化互补性创新，着力打造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数字文旅、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双碳”治理五大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构建数字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格局，打造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相适应的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充分发挥京津冀在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从四重失灵到协同治理: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新理路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已经成为农民工职业生涯中不能承受之重,从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着手来减少其伤害性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现实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慈善失灵以及应对失灵而使治理陷入困境。基于此,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及信任、激励、监督等运行机制,采取多元化策略,提高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绩效,同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双碳”目标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与区域治理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要求。公共机构率先实施节能降碳行动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减量、带动与政策效应。当前公共机构在节能降碳过程中存在地方性权责与测算标准尚不明确、地区间治理成效差距较大、数据与信息共享不足、示范带动效果尚未显现等现实困境,结合“双碳”目标下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新要求,以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存在“央地—部际—区域—主体”多重协同机理。在“十四五”时期国家和地方可通过整合权责以统筹协调降碳行动、弹性协作以搭建政策协同平台、促进数据共享以完善区域治理网络、公私合作以提升降碳协同效能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助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增效提质,实现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带动。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哈尔滨市“领头雁”队伍建设研究——基于哈尔滨市9区9县部分村党组织书记调研分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村党组织书记队伍能力素质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当前，哈尔滨市村党组织书记在乡村治理方面存在“政治引领能力弱化，治理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制度化体制机制不健全，治理法治化水平亟待提升”“激励保障体系不完善，治理内生动力亟待增强”“后备党员人才匮乏，治理干部储备亟待增加”等问题。创新优化“选培育”机制，提高治理素质能力；健全制度化体制机制，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完善激励保障体系机制，激发治理内生动力；建立后备干部“选训”机制，增加乡村治理人才储备。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平台应用普及推广、社会治理预期关注、政务服务需求响应、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社会监督广泛互动的必然结果。基于宁夏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天津滨海新区“津治通”案例分析发现，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践，主要以“治理平台+制度规范”的形式展现，体现了平台建构层面的“技术支撑+制度约束”、应用范围层面的“线上自动+线下人工”、实践执行层面的“网络监督+网格落实”、行政方式层面的“追求共性+体现个性”和主体结构层面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运作逻辑。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尽管作用明显，但依然面临治理理念不明确、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急需建立智慧、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理念，形成数智化、民主化、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