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量刑问题的立法反思——一个批判性的视角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越南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国企改制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据统计，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受理涉及国有企业举报线索中涉及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的举报线索占近10％；立案侦查发生在改制过程中的贪污贿赂案件占所有国企职务犯罪案件近15％。一方面，随着新一轮改制浪潮的到来及其余波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国企改制中发生职务犯罪的比例可能还会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在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上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较大的争议。     

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

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主观立案条件"错解为"客观立案条件",为满足"客观立案条件"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这实际上属于越权立法,而初查中有局限性的调查手段,导致变相地放纵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初查的本质是侦查,是初步侦查,有必要于立案之后先开展初步侦查,待获取一定证据之后再开展正式侦查.     

关于贪污贿赂案件中证据认定和使用问题的实践分析和理论反思

贪污贿案件中的证据具有言词多、间接证据多、一对一证据多、书证多等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认定和证据的使用还存在着轻信口供,草率定案等问题,这是一种主观主义办案作风,违背了实是求是的指导思想。     

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贪污、挪用公款案件的财务特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归还的,是挪用公款罪。     

新刑诉法给检察权运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的修改为视角

此次新刑诉法围绕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做了幅度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涉及律师会见、律师阅卷、证人出庭、调查取证、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等多个方面,将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特别是检察权的行使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机遇也包括挑战,立足新刑诉法的修改,做好相关梳理和研究十分必要。     

在迷失中探寻路径的回归——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受贿罪量刑司法问题及其刑罚结构改革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检察改革的“相对合理主义”路径

由于保障检察制度良好运行的现代法治尚不具备,中国检察改革不能企求尽善尽美、一步到位,而只能在坚持整体、合法推进的同时,遵循"相对合理主义",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从细微的技术性改良逐步走向系统的制度性变革,实行灵活的"弹性"措施,同时坚持严格的"底线"控制,在现代法治目标与中国当下现实之间构思检察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策略,将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法治基本原则作为检察改革的目标,同时冷静地面对转型中国社会和转型中国法治的初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