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与生活——1954年皖西北水灾中的救灾政治

文章以1954年皖西北地区的水灾救助为中心,通过对水灾后灾民悲观与失望等复杂心态的呈现,以及基层干部在救灾中两难处境和救灾实践中阶级政策的梳理,指出了1950年代的灾荒救助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灾荒救助的政治化表明,新政府的救灾既是生活救助,更是政治渗透,而政治化的救灾实践,则成为新政府政治理念渗透乡村生活的重要媒介。     

单位制与城市社会整合研究——以20世纪50年代为背景的分析

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社会整合,伴随着全面的单位化进程,蕴含了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单位制的确立,标志着国家对城市社会整合的初步实现.     

当前社会群际心理冲突及其调适策略探讨

当前中国,群际心理冲突主要表现在群际认知偏差、群际情感疏离和群际言行冲突等方面。不同群体的类别化对立,优势群体的负面形象和弱势群体利益诉求不畅,群际封闭和内群互动所致的群体极化等是心理冲突生成和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需要从降低群际威胁,交叉类别化和导入共同内群,增进群际接触和群际流动,合理疏导公共情绪等方面缓解群际心理冲突,促进群际和谐。     

关于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视野下的观察与分析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是我国《合同法》新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因立法的简单化和司法实践的复杂化使许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为使该制度能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尝试着将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密切结合,对该制度进行了从理论到规范再到实际运作的全面分析,并提出在时机成熟时应尽快恢复其作为债的保全制度的本来面目。文章在对代位权制度进行反思的同时,亦总结了其对其他法律制度构建的几点启示。     

"亲不亲阶级分":1950年代初社会关系变革研究——以乡村社会为背景的分析

文章以1950年代乡村社会变迁为背景，详细分析了此变迁对乡村社会关系变革的影响。文章认为，1950年代的社会关系变革基本遵循了一条由道德主导到政治主导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日益政治化。     

关于口供价值的理性思考

口供是刑事诉讼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关于口供的运用问题是目前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在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功能角度对口供进行剖析，进而对我国立法和司法对待口供的态度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改革建议。     

对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虚化的探讨及反思

举证责任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其内涵不断被丰富，由最初的提供证据的责任到现在的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负担，表明了人们对举证责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其功能的不断完善。现在。不论是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还是大陆法系的“主观的举证责任”和“客观的举证     

建国初期自然灾害中的政府与乡村——以1955年皖西北临泉县城关区春荒为中心

1954年的皖西北水灾在次年引发了大面积春荒,地处皖西北的临泉县同样受到影响。春荒发生后,临泉地方政府除了开展直接救济外,还在"生产自救"的主导救灾逻辑下,通过组织开展副业生产、种菜、挖野菜等方式领导乡村自救。不过对临泉县城关区春荒救助实践的考察却表明,虽然建国初期的救灾思路是"生产自救"为主,但与政府直接救济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比,乡村自救力量是相当薄弱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

1950年的淮河水灾催生了中央的治淮决策。历经淮河水灾影响的皖西北地区在这场治淮运动中,成为当然的主阵地。不过随着工程的不断延续,以及水灾影响的慢慢退却,皖西北民众的治淮态度由最初的积极转向消极。民众态度的转变并未影响政府的治淮决策,基层政府通过将治淮纳入政治轨道完成了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动员。这一举措,在将治淮推向政治运动旋涡的同时,也弱化了工程的水利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