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随着中国对钓鱼岛主权宣示和反制日本"钓鱼岛国有化"行动的升级,一个攸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问题随之而来,即在未来的"中国成长"道路上,我们将以何种能力来保卫属于自己的核心利益?哪种长期投资可以满足中国国家主权利益维护和经济转型的双重需要?国际关系历史的启示     

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是转型问题研究的焦点,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也作为一个范例持续得到来自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关注.本研究以金融危机发生、演化为背景,旨在检测金融危机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与金融市场表现,并通过分析对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转型优等生"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进行再评估和反思.     

金融危机下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再考察

北欧模式以其既稳定又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系,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多党议会制民主体制,一直被学界视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典范模式,而金融危机下北欧经济表现如何,其恢复滞后的深层次原因何在?本文以北欧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经济衰退的实证研究入手,对北欧模式进行了梳理与评估,对北欧多党议会制度治理模式与经济泡沫产生的关联性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在总结北欧住房模式"双轨制"弊病的同时,分析了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可资参考的经验教训.     

金融危机下德国住房模式反思

德国住房模式作为欧洲住房差异模式中的一个子模式,其住房市场在金融危机下的出色表现不仅体现了德国住房管制的独特性,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住房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典范。     

新旧红利演变与再造

国家发展红利要素可主动创造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是诸多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     

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自身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经济力量转化为引领欧盟一体化方向的主导权,领导欧盟应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各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德国基本承接了区域内权力的转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将经济学范畴下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下的"权力转移"概念相结合,以此来分析德国掌握欧盟区域主要权力的原因与表现方式,并借此探索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权力的内在关系。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欧盟国家的政党政治结构变迁

中东欧国家政党与政治结构有着特殊的不稳定性,而这个不稳定性与中东欧国家社会、经济转型高度关联。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于这一不稳定性的担忧。通过对选举结果的实证研究并全面分析和梳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变迁的总体结构后可以发现,中右、中左两大政治力量主导政坛的格局没有发生动摇,任何意识形态的极端势力也没有利用金融危机崛起。这就需要讨论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具有特色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并对其影响政府运作进行研究,为把握中东欧国家目前的政党政治转型特征提供有分析力的解释。     

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评估

俄罗斯20年的经济转型使该国经济实现了明显的增长。但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显示俄罗斯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内在结构性问题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财政预算的安全,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最大的挑战就是结构改革。     

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再评估——以贸易融入和态度测评为视角

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改善的症结何在,其本质障碍是否能够克服?本文以实证数据考查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并结合中东欧国家公民认知态度的数据测评分析,认为中东欧国家不可能与俄罗斯恢复传统的战略联盟关系,而关系正常化则是最可能的优化结果.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基于长周期的国家竞争力变化。而在大国竞争与博弈明显加剧的今天,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和手段的回归与使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政策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干预性介入和强力性重构,其中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最为显著和直接。纵观美国产业政策的周期性起伏和变化,其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意图十分明显。当下美国透过全球价值链实施针对性明显的产业政策,既是出于对自身产业结构能力提升的需要,同时又体现为美国对全球价值链权力的维护与竞逐。鉴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结果,将损毁全球价值链既有的高效分工和阻碍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畅通,进而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二元结构”的出现,并带动全球价值链向国家战略价值链进行模式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