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交往对中越边民国家认同的影响——以“江外三猛屯方”哈尼族为例

作为嵌入社会之中的经济,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但是,经济交往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当经济交往发生在有着明确疆域分野或者明确国界线的两侧时,这样的情形就会更有可能得到更加明显的呈现."江外三猛屯方"是中越边境云南绿春段一个以哈尼族为主的特殊区域,历史上曾归纳楼土司管辖,后来分属于中、越两国.双方边民长期以来民族认同感较强,以互惠为主要目的的经济交往活动频繁.     

努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全面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明确指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避免大的波动,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衡量我们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和改     

论拆迁程序保障的完善

拆迁悲剧发生的原因不仅在于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拆迁程序的不合理,忽视了被拆迁人的程序保障。基于实现拆迁中利益平衡的理念,应完善拆迁程序保障的具体措施,即强调裁决者的中立性、被拆迁人的参与和充分的司法救济。     

社会承认：青年成才的重要环节

青年人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青年顺利成才事关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社会承认作为人才价值实现的关节点，是青年成才的重要环节，对于青年自觉完成人生飞跃和继续发展、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都意义重大。社会承认的客观现实和重要地位，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的人才观教育，积极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现青年成才的最终目标。     

论法律的发展

步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研究始终都在寻求推动法律进步及法制现代化。这与人们对社会变革的种种期待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对构成法律进步与法制现代化之基础的法律发展问题，国内外法学界尚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近年来呈扩大趋势。在我国，对法的一般理念、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的种种不同认识，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法律发展问题相关。鉴于此，本文拟以法律的发展为主题，对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做些探讨，就教于前辈与同仁。一、分歧所在发展是事物不断前进的运动变化过程。“法律的发展意…     

有关法官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西方国家法官职业化的过程来看，法官职业化是社会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通过制度上的设计和安排就可建立起来的，而是在社会多方面条件发展起来之后，逐渐演化而成的。在西方，法律作为一种价值，已深入人心，他们不仅将法律看作是实现价值的...     

哈尼人的田棚

田棚在哈尼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哈尼人的另外一个家。哈尼人的田地离家都比较远，而且山路崎岖，如果每次千活都从村寨内的家出发，那么路上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田地很难管理。因此，一股情况下每家都会在自家田地较为集中的地方建盖一个田棚。相对村里的房屋而言，田棚修建得较为简单。田棚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即牛圈、睡觉空间、做饭和活动的地方以及存放谷草的地方。牛圈用竖立的四根柱子搭建，每两根柱子之间又用两根横木绑紧组成；牛圈上方是睡觉的空间，先铺上较大的几根竹子，然后再密密地铺上小竹子，细竹子上又铺上用稻草编成的草席，草席上铺上苇席；做饭和活动的地方在睡觉空间的旁边，比睡觉空间略低，有一个火塘，一个悬挂着用来放置碗筷的竹台；牛圈、睡觉空间、做饭和活动的地方构成一幢独立的房间。     

民事裁定复议制度的检讨与重构

民事裁定对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裁定不服的救济程序，我国主要规定了上诉和复议两种方式。相较于针对判决的救济而言，对于裁定的救济颇显得单薄，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复议制度，因其在程序规则、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局限导致裁定复议制度存在很多的弊端。我国应该贯彻程序保障的理念，在借鉴域外异议程序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复议程序的对象、建立听审责问机制、构建裁定复议与上诉衔接程序，进一步完善我国裁定异议制度。     

建党90年来我国青年运动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我国青年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以救国救民为主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曲折中前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以及以服务社会为主旨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三个发展阶段。以建党90年为背景分析我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新时期系统研究我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积极引导我国青年运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启示。     

试论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公共物品提供的多元化、公共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分化使得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必要,城市内部的公民、第三部门、公共组织、企业以及城市外部的上级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然而,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缺乏制度基础、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权力的分配、公众的参与、制度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利益协调等方面入手提出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