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

在我国，由于诉讼构造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影响，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随着诉讼构造改革的推进、律师职业的商业化以及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从世界范围看，尽管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判例对辩护律师是否适用民事豁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不称职的辩护律师（包括指定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则是大势所趋。在责任构成方面，辩护律师与民事代理律师应适用同样的构成要件。在赔偿范围方面，辩护律师不仅应对其失职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性赔偿，还应对其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如果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是故意或恶意实施的，被告人还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     

看守所狱内特情问题

以山东省为例,2004年,看守部门使用狱内特情共挖出犯罪线索14000余条,破获刑事案件3094起,其中杀人案件4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4人,发现在逃人员38人,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760余万元,取得了打击刑事犯罪的重大成果。然而,在狱内特情的建设和使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狱内特情作用的发挥。     

被追诉人阅卷权研究

近期我国法学界就被追诉人是否享有阅卷权发生了激烈争论.无独有偶,德国也爆发过被追诉人的阅卷权之争.与之类似,美国就被追诉人的证据开示权也曾展开过大讨论.说到底,被追诉人的阅卷权之争其本质就是利益之争.因此,解决被追诉人阋卷权问题最终也只能诉诸利益权衡.德美两国就被追诉人阅卷权以及证据开示权的争论及其结果,无疑有力地驳斥了我国理论界反对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各种论调,并为我国从立法上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扫清了理念上的障碍.然而,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特点,要有效确保被追诉人阅卷利益的实现,还必须革新案卷移送制度、提高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改革诉讼构造以及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论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 ,其在国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但其在中国的发展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程 ,加之人民对陪审制度功能认识的肤浅和由于具体制度建设的缺失所导致的“陪而不审”等现象的发生 ,使得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废除陪审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 ,本文在批判各种废除论的基础上 ,阐述了我国实行陪审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就如何完善陪审制度提出了建议。     

无辜者认罪的成因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的阐释

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虚假供述尚未引起我国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对此美国学者却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学者根据虚假供述成因的不同将虚假供述区分为三类——自愿性虚假供述、强迫顺从虚假供述与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并对各类虚假供述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国学者关于虚假供述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深刺认识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对抗式刑事诉讼改革与有效辩护

1996年以来,我国一系列的刑事司法改革导致了检察官的过度当事人化、法官对被告关照能力的下降以及刑事诉讼的更加技术化,而这又进一步增强了被告对有效辩护的需求.然而,与对有效辩护的高需求极不相称的是,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刑事辩护的参与率与刑事辩护质量下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由进行有效辩护的阻力过大的外因与动力不足的内因共同造...     

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规制

由于人权保障呼声的高涨以及对身体强制审讯方法弊端认识的深入,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审讯策略正面临着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的转型.而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中频频暴露出的由心理强制导致的强迫虚假供述为我国认识心理强制审讯策略提供了一个实践性的样本.在心理强制的审讯时代,要想有效防止心理强制导致的强迫虚假供述,必须从强化审讯时间以及心理强制策略的规制、加强特殊群体的保护、建立科学的"三步审查法"以及实施警察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入手.     

论我国警察权权能结构整合及运行优化

我国的警察权主要包括公安行政管理和刑事侦查两大部分。这种权能结构基本上符合警察权的运行规律,对发挥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职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警察权的权能结构及运行方面,都还存在一些缺陷,影响了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警察权滥用现象屡屡发生。警察权权能的整合及运行的优化,既是警察权不断规范的过程, 也是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效率、实现社会正义和保障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过程。     

法官与有效辩护

作为程序监护人,法官有义务确保被告人有效辩护权的实现。为了确保被告人有效辩护权的实现,法官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地为辩护律师的积极辩护行为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则应对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进行适度干预。为了督促法官积极履行对有效辩护的保障职责,应对法官侵害被告人有效辩护权的行为确立相应的制裁措施。     

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启动难的成因分析

纵观社会各界关于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启动难的成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着明显的基本归因错误。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泛精神病”、“泛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倾向与相关抑制措施的缺失相结合,导致的容易放纵犯罪的社会现实状况,也是“手握”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启动权的各个司法机关不愿启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