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权能：警察权的理论探源与价值定位

权力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动力密切关联。暴力性和扩张性造就了警察权的实践面相,而警察权与国家职能的互动关系、警察权的统合性功能反映了其本相。社会秩序维护是警察权存在的逻辑起点,法的规定性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决定警察权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因此,应该从发展锚点、权能结构、权力运行三个方面对警察权进行价值定位。     

警察执法侵权的民事责任探究

警察权是国家法律赋予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力,近年来我国警察在执法中的侵权现象屡见不鲜,而关于警察侵权民事责任的研究却甚少。随着我国民事赔偿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渐趋融合,如何解决警察执法侵权的民事责任归属问题,实乃当务之急。     

论刑事警察权的运行原则及其保障

刑事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完善刑事警察权的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非常重要。刑事警察权运行要遵循相应的原则,要从强化刑事警察权运行保障机制以及健全相关制度入手来完善刑事警察权能,最大限度保证刑事执法中警察权的公正、科学行使。     

公安队伍管理与警察职业化探讨

我国公安机关是行使我国警察权的主要机关。有学者认为,警察权(指公安机关)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警察权是指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一切权力,包括履行警察刑事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中所运用的一切权力;狭义的警察权,仅指国家赋予公安机关在进行公安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运用的权力,即警察行政权。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警察权是警察行政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的统一。我国公安机关行使警察权的目的,是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障百姓安居乐业。而警察权的行使,又依靠着公安机关这支强大的队伍,是以警察为主体。所以,公…     

警察权能的本体解析

警察权能是警察机关在履行职务时所实际生成的法律能力,也就是理论警察权的实现当量。决定警察权能的有法律授权、警察素质、警务装备和运行机制四大要素。作为一种系统生成能力,警察权能诸因素中的任何一项的品质,都会对整个警察权能的强弱优劣产生显著影响。要高度警惕警察权的异化,努力促使警察权能各个要素之间的匹配耦合与整体联动,确保其不可逆转地转换成优质强劲的警察权能,从而彰显巨大的法治力量。     

刑事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

出于打击犯罪、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应当在某些领域对警察给予必要的授权,以保证其有足够的强制力以高效地打击犯罪;同时基于对警察权滥用的警惕,应当限制和约束警察权,由此以达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针对不同情况作出具体规定,避免扩张和限制的两极化趋势,对于刑事警察权既有授权的规定,同时又针对当前警察权滥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规定了许多限制刑事警察权的条款。     

警察权异化的伦理审视及治理

公安执法中存在的警察权异化问题，危害了执法权成，降低了执法公信力，损害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公安机关应认真分析警察权异化的内涵及表现，深刻剖析警察权异化的内在原因，并以培育警察个体伦理为重要路径治理警察权异化问题。     

试论警察权的人权保障职能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表明,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义务,任何一项国家权力都不得侵犯人权并应以保障和推动人权为目的。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在我国主要由公安机关行使(基于此,本文所称警察权指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权)。警察权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秩序和保障人权,维护秩序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所谓“权力的理性在于确保权利”说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警察权行使中抛弃或忽视人权保障,片面强调维护秩序,警察执法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成为一柄失去控制的双刃剑,随时可能伤及无辜。因此,…     

警察权滥用的原因及其控制

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治安秩序,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我们需要警察权的存在。但是,警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本质上具有强制性与扩张性,再加上立法的粗陋,相关机制的不健全以及体制上的原因,使得警察权容易被滥用。本文针对造成警察权被滥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警察权滥用的相关建议。     

警察为什么不被信任:新时期警察群体风险解读

现阶段我国警察执法环境恶化,需要我们理清警察群体遭遇风险背后的内在根源和现实背景。在现行的法律架构中,警察职能活动中存在着难以控制的风险;而现实的社会生态,更是提升了警察群体遭遇的风险程度。要化解这种困境,既需要合理配置警察权,又要理性运用警察权,既要保障警察权益,又要提高警察权能。     

创建公安机关在新形势下预防和打击犯罪工作的新机制

综合治理是搞好社会治安的总方针,公安机关在综合治理工作中肩负着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的重要职责。面对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研究和探索开放动态社会条件下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新的工作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大的课题,意义十分重     

论以科学发展为第一要义推动刑侦工作再上新台阶

公安机关的主业是打击犯罪。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分析刑侦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创新完善打击犯罪长效机制,解决好刑侦基础支撑问题,建设好刑侦队伍,全面提升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和水平。     

刑事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

出于打击犯罪、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应当在某些领域对警察给予必要的授权,以保证其有足够的强制力;同时,基于对警察权滥用的警惕,应当限制和约束警察权,以达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了具体规定,避免了扩张和限制的两极化趋势,对于刑事警察权既有授权的规定,同时又针对当前警察权滥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规定了许多限制刑事警察权的条款。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安防范机制探究

治安防范是稳定治安大局的系统工程,与破案同样是很重要的。近几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不断增强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行,社会治安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如何在不放松打击的同时,健全和完善社会治安防范机制,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对于维护城乡治安稳定,减少犯罪危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紧急报警与社会求助分流的多维透视

社会求助是公安机关多年来接处警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难题。紧急报警与社会求助分流,在促进"110"职能有效归位的同时,整合了社会资源,实现了社会问题的多元化治理。该分流机制具有多层面社会意义,其中既有警察权的依法规制,也有公民权益的合法保障;既有政府社会管理效能的提升,也有违法犯罪社会预防的深层延伸。完善紧急报警和社会求助分流不应忽视政府服务理念的深化。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的联动效率是影响分流机制运行质量的关键所在。救助力量的专业化和运行的法制化是紧急报警和社会求助分流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社会管理创新和警务改革方向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是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政府权力规范的核心是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明晰"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界限。近年我国各地公安机关所进行的警务改革尝试没有在实质上体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精神,多是一种技术策略的改革,着眼点是警务效率,而没有以释放社会活力为目的,缺少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内容。警务改革应以对公安机关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为目标,警察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保障社会秩序与公民自由。为此,我国警务改革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并分阶段进行:近期改革应把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起来。在顶层改革方面重点是围绕修订《人民警察法》,从上而下进一步规范、制约、保障警察权的运行。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末端治理改革,从下而上着眼于改革和完善公安工作运行机制;远期改革重点是建立权力制衡的现代警察体制。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面临的困境有:权责不对等,工作缺乏标准;警察角色定位错误,警察权使用不当。应明确公安机关的处置原则:迅速及时原则、依法处置原则、比例原则、效率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应明确公安机关角色定位:强化使用警力必须要合法的理念,强化处置过程中权利的救济性;应建立权力规制和权利救济制度:完善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程序,完善行政法上的救济制度;应构建公安机关分级应对策略。     

论社会转型期警察刑事执法的秩序价值

社会转型对社会秩序产生深刻影响,极易出现社会失序,严重的犯罪形势即为社会失序的一个显著表现。警察刑事执法主要体现为预防和惩治犯罪。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刑事犯罪高发的局面,应当赋予公安机关更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权力,提高警察刑事执法效率以及公平正义执法,以遏制犯罪的高发态势,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求积极推动西部地区公安工作

经济发展速度与治安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四川省公安机关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管理,强化严打整治,预防和打击犯罪,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其面临的重要课题。     

论警察权产生与形成的基础

在社会的政治权力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最高的位置;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工,自从国家产生就已经存在。从国家权力的运行结构来看,除了有纵向的权力分工外,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存在着横向的各种权力及职权的划分。警察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和分设形态,它伴随着国家警察职能的确立、警察机构的设置以及警察法制的建立而形成。国家权力结构与分工的理论,是警察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我国宪法确认的人民权力及其理论,是我国警察权形成的事实基础和重要理论基础;国家机构设置和警察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警察法体系的形成,是警察权形成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