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决策听证代表的遴选——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行政决策听证的本质,是以民主程序事先防范公共利益被侵害,以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不脱离利益语境的对特定观点的表述和论证能力,以及在理性论辩中的论证和反思能力,共同体现出对决策听证代表资质的要求。优化听证代表遴选方式的基本途径是:将遴选过程架设到非正式公共领域中,为遴选方式的形式合理性注入实质合理性因素。     

行政听证的政治逻辑架构——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听证制度的本意在于规训和导控行政权力,它可以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来建构。商谈理论强调,行政权力应由源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导控,交往则是基于理由的商谈网络的形成与论辩的互动。针对面临和处理的不同问题,商谈又呈现为三个层次,即实用性商谈、伦理-政治性商谈和道德性商谈。本文认为,遵循商谈理论的逻辑,行政听证可分为以实用性商谈为主的行政项目类听证和以伦理-政治商谈为主的行政规划类听证、以道德商谈为主的行政法规类听证。     

公共行政范式研究综述及批判

一、引言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在科学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影响(轰动)。库恩的“范式”分析方法也逐渐在其他学科领域盛行起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的应用已成为一种时尚。公共行政也不例外。然而许多学者在用范式方法分析公共行政学理论历史时,却提出了不同的范式变迁模型。其实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与库恩范式理论旗鼓相当的是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对鼎鼎大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证伪主义的一种“精致”的改进和完善。然而这种方法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甚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并引起一定影响的要数经济学。而在公共行政领域则没有人加以应用,本文试图开此先河,即应用拉卡托斯的“硬核”和“保护带”方法来分析公共行政理论的流变,并试图以此对公共行政范式理论予以批判。     

共和主义情境中的公民参与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民主一直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强势的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意味着参与,而围绕着民主政治中的公共参与如何施展,不同主义的话语体系给出了不同的释义和论证.与自由主义论辩的"劲敌"--共和主义,对公民参与有着独到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和证明.在共和主义的情境中,公民的参与围绕着如何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言谈"和"论辩".公民在此表现的正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一种积极的言行,而不是扮演前现代政治的消极服从的"臣民"角色,更不是目光短浅的"地域民".这种在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和讨论是以一种宪政式的民主框架为保障,是修正选举式民主在现代政治运行中暴露出的弊端的基础上的论辩式民主.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再认识

自政治行政二分法经威尔逊提出,古德诺进一步系统阐述,韦伯予以补充和深化以来,曾经一度风靡一时,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却受到了严重的批判。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的批判却忽略了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中阐发的“二分法”的思想。我们发现,古德诺思想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协调政治与行政来实现民治政府和高效行政的目标。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理论之争的溯源——从李斯特对斯密理论的批判说起

全球化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会创造出自己的对手--反全球化理论.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理论之争愈演愈烈,几度白热化.然而这两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学说和思想的争辩却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出现了,后来因李斯特对斯密和斯密主义的批判又冲突迭起.这场争论的核心是贸易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