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不足与完善

社区矫正制度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与传统的监禁刑相比,它可以鼓励罪犯自我改造,更好地实现刑罚的功能和目的。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组织体系模糊、矫正程序有待规范、民众认同度不高等问题。建议全面梳理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创新社区矫正实践活动模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发展市民社会,巩固社区矫正的社会基础。     

惩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困难与破解路径——立足社会预防政策的考量

社会预防政策是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可以对犯罪控制和预防产生积极影响。当前我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发态势,主要源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权力过剩和监管机制的缺乏,应当对该类犯罪法律适用疑难与司法实践困境进行综合分析,并立足于社会预防政策的视角,探索惩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思路和路径。宏观层面上,要发挥检察机关的预防功能,构建"惩防一体化",锁定重点领域、环节和地区的犯罪动向,合理分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责权限,优化权力配置。微观层面上,要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人员"、区分公务和集体村务、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加强相关人员的教育引导,创新思想教育方式,提高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群众参与度。     

实证分析视阈下的行贿罪刑罚结构与量刑特征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频繁修正有效地回应了着力惩治行贿罪的社会关切。然而,根据随机样本的阶层分布、区间构成和均值比较等基础数据分析,以及显著相关性、多元线性和逻辑图形比照等实证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行贿罪判决刑期的"唯数额论"特征显著,诉前认罪、悔罪表现、共犯人数和行贿对象数等传统量刑因素的影响力并不突出,这印证了我国行贿罪司法规制趋轻和量刑恣意的现状。因此,有必要在尊重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立足司法反思和检视行贿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效,以"对称性"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确立为切入,从尊重各刑罚均值的调整机能、明晰量刑因素介入位阶、合理调控缓免刑率等方面,合力探索破解我国行贿罪科罚乏力困局的建设性、创新性路径。     

网络暴力犯罪的类型化分析与评价

区别于传统的身体暴力犯罪,网络暴力犯罪是以纯语言为核心的犯罪行为。网络暴力犯罪具有信息传播性、聚量性和针对性等特点,与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谣言等网络行为存在显著区别。当前,网络暴力犯罪可以分为人肉搜索型、造谣传谣型和言语辱骂型等类型,对此需要进行类型化打击治理。我国传统的整体分析法在认定网络暴力犯罪的复杂罪过方面略显欠缺,对于提供个人信息、侮辱行为的客观评价存在界定不明确等不足,尤其对于“情节严重”的定义在网络时代更需要重新架构。认定网络犯罪行为的“故意”,需要引入要素分析法,进而构建以认识因素和行为因素为核心的主观罪过评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