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攻毒:犯罪控制的风险模式

以毒攻毒的犯罪控制是与传统的"以药解毒"的犯罪控制相对应的隐性模式。"以毒攻毒"蕴涵着"正邪转化"的哲理,自古以来就被我国统治者所重视并采用。在实践中存在着四种以毒攻毒模式,每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变异的风险,即不仅不能解毒,反而损害机体自身。因此,以毒攻毒的控制模式实质是风险模式,有必要提炼出引发风险的相关因子并设法消除,保证这种风险模式能够取得正向收益。     

对违纪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制度评析

《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对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合法性。警察禁闭是警察内部对于有严重违纪行为的人民警察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无论是对于警察自身素质的提升还是对整个警察队伍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对于该规定的具体实施仍存在不足,需尽快加以完善。一是要从法律层面完善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规定;二是要有效开展禁闭措施中的警务督察工作;三是要对适用禁闭措施的警察建立心理疏导制度。     

群众治安积极性刍议

群众治安积极性是群众为满足其基本安全需要而形成,并作为追求社会性需要的动力存在,是公安工作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群众治安积极性与群众治安意识相联系而又区别.公安工作不仅要提高公安队伍、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更要将群众的治安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更好的进行社会治安防控.社会转型时期影响群众治安积极性发挥的因素很多,如何提高群众的治安积极性始终都是公安工作执行群众路线的重点.     

历史·范式·结构:犯罪学中的风险开示

在20世纪末,风险已成为占据主要支配力的问题处理方式。对于犯罪学来说,关于风险的争论已经贯穿在研究的全部范畴内。犯罪学中的风险理论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知识发展。在犯罪控制范式转变中,风险的规制、维控与治理与犯罪的预防、控制与治理分别对应而形成了以回抗、维控、化解风险压力为导向的控制结构。同时,作为犯罪控制结构要素的控制主体、控制措施与控制客体的任一环节的自反性都将使犯罪控制的运行超出设计初衷而出现风险性。犯罪学中的风险理论是犯罪学与风险学科的交叉研究理论,也存在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在犯罪治理中的适用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性问题。由此,风险议题在解决我国司法实践难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误区与规避:我国警务改革的理性反思——兼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本土警务适用性批判

警务改革不是潮流、不是跟风,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公安机关对警务模式、警务运行机制、警务机构设置等能够构建最优化警务制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但处于探索阶段的我国警务改革在改革动力上、改革的顺序上、改革的重点上以及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借鉴上都出现了误区。那么,构建民生警务改革机制、确立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序、将内部改革与外部改革同步进行以及理性的、有限度地批判适用西方理论就成为规避误区、顺利改革的关键。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我国警务改革的启示——以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比较为视角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指导西方行政改革影响力最大的流派.分析这两种理论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到我国公安机关警务改革中,确定一套普适性的警务总体改革方向和理念,具体改革由地方到全国,允许在大方向下作适当调整,使改革顺畅进行并取得成效.     

反腐冷思考：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

2011年1月1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这也是自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作出加大开展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以来，党的总书记第1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新农村建设需要“叶书记”

我国现阶段正整体加速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除了健全的法律和国家政策体系,农村社会的传统也决定了乡村干部、乡村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