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加科技”:源头防腐新路径

制度和科技的综合运用与合理搭配已成为各国在源头防腐的通行做法,我国同样高度重视现代科技在廉洁建设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各地"制度加科技"源头防腐的措施主要有:电子监察型、内控管理型、专项监督型、资源服务型、管理辅助型。"制度加科技"源头防腐要与健全市场体系,创新社会管理机制,重构廉洁生态环境等根本性举措结合起来。同时要避免制度层面的固步自村和科技层面的好高骛远。     

大部制模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回应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中国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同步展开。本文试图阐明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的大部制改革模式，在说明大部制改革模式可以视为中国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种回应的同时，探讨大部制模式的实现形式及其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可能的解决策略和改革措施。     

源头防腐体系的理论基础探析

"制度加科技"源头防腐是我国廉政科学化的创新举措,其系统性内涵摆脱了单纯制度建设或科技创新的片面性,实现了制度与科技在廉政科学化观念指导下的有机融合。制度预防理论、技术制度协调演化理论与我国的"制度加科技"源头防腐体系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对我国的反腐倡廉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产磷酸左旋咪唑对畜禽寄生线虫的疗效和毒性试验

磷酸左旋咪唑(Levamisole phosphate)在国内外市场上是一个比较新的驱虫药,其母体化合物——混旋四咪唑(dl-Tetramisole)早己应用于兽医临床,使用对象包括所有种类的家畜家禽和动物园动物。特点是剂量小、疗效高、毒性低的广谱驱虫药,后经研究,将混旋体拆分成左旋(1-Tetramisole即左旋咪唑)和右旋(d-Tetramisole即右旋咪唑)两种旋光异构体,并发现混旋四咪唑的驱虫作用完全保留在左旋异构体,即左旋咪唑中。以后进一步证实,左旋体驱虫活性较混旋体高一倍,而中毒剂量大体和四咪唑相等。因此,左旋咪唑具有剂量更小、疗效更高、毒性更低、完全范围更大的优点,临床实践也予以     

左旋咪唑浇注剂对牛胃肠道线虫的驱虫效果

近年来,英国杨氏公司推出一种新的左旋咪唑制剂—浇注剂(Pour—on),与左旋咪唑的其他剂型(包括注射和口服)相比,最大优点是使用简便,特别适用于牛。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大量的田间试验结果证明,对牛四胃、小肠、大肠多种线虫的驱虫率分别为99.9～100％、100％、99.6～100％;驱虫前后粪便虫卵的减少率为96～100％。为了验证左旋咪唑浇注剂驱虫效果,我们于1986年8月在广西,对自然感染多种胃肠道线虫的黄牛、水牛进行复核试验。     

新公共管理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新公共管理源起于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尽管改革在不同国家的进度和成效不一，但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作为本世纪末期的一次选择公共管理方式的大规模实验，其意义深远。本文拟通过对这一运动的时代背景、基本动因和目标以及相关理论渊源的分析；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组成、总体特征和一般实践模式，并在总结其得失经验中引出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启示。     

国家发展战略与公共卫生政策变迁

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从宏观上指引着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前后相继的变迁过程。"新医改"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契合了"包容性增长"战略,代表着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重大变迁。目前,我们仍需在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指引下深入探讨新旧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转换的各种机制问题和关键因素。     

试析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特别是经济执法领域里滋生并蔓延,已成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深入分析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审判或执行案件,特别是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偏袒、保护本地当事人的法外权益,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调查掌握的情况看,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案件管辖,审理,判决,财产保全、执行等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概括起来主要是: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风险管理与制度变迁

自2003年以来,SARS、禽流感、霍乱和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频发,凸现出我国建立和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的重要性。本文在回顾和总结我国政府在SARS危机管理和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基本概念出发,在“风险社会”的宏观理论背景下,从风险感知、危机管理、制度变迁和政策学习等多角度探讨了我国公共卫生突发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