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权利的实现与“有限侵害性”的社会权力——从贫困治理出发的思考

如何实现、保障和发展公民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再继续局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因为在当前,这一理论框架只是驱使研究者关注国家权力如何从社会中退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侵害,而忽视了对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特点的研究。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中,也即对贫困的治理。     

法律调控模式在“节约型社会”——以能源领域为例中的转型

能源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并且直接关涉到我国国家安全以及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的实现。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论的指导之下,对能源管理制度的改革,必须坚持市场调节这一基本方向。而在法律控制手段上,必须发展间接调控手段,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为辅。     

一体化进程中地方利益的冲突和法制协调

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仍然必须尊重和保护地方的正当利益。当面对冲突的地方利益和地方政府间的制度壁垒时。应主要依靠法制协调来解决纠纷。这种协调既包括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有关区域发展的法律，或设立某种区域协调机构所做的努力，又包括地方政府间从地方性立法、地方行政和地方政治等方面进行的自主协调。     

社会福利权益法制化中的政策

在传统法治理论中,政策应当从自足的法律系统中被排除出去。但在当代社会,法律必须依靠政策的支持才能承担起促进公民各项福利权益的重任。在立法领域,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政策博弈为福利立法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而国家政策的政治抉择则奠定了福利立法的基本方向。在行政领域,合理的政策规范有利于建构有效的福利权益实现机制。在司法领域,科学的政策能够不断完善保障公民福利权益的法律机制。     

论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利益衡量

行政强制中的利益既包括法律或行政决定中所指明的应予实现的利益，又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结果所造成的利益关系。利益衡量作为一个原则，它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又包括突破了合法性原则的特殊情况理论；它以比例原则为核心，又涵盖超出比例原则的目的与结果的矛盾关系。     

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利益衡量

从权利和权力的转化形式──利益──的角度来看 ,利益衡量应当是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 ,而且其内涵超出了传统比例原则所能涵盖的内容。     

户籍制度与流动人口福利权益的平等保障

我国户籍制度的变革是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紧密相连的。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公民迁徙自由权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的发展。但是由于这种改革更多地是从城市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设计的，因而在整体上忽视了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维护。面对我国当前城市保障能力有限的事实，地方政府可以依据某种立法分类来实行“有差别”的平等保障。     

论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利益衡量

行政强制中的利益既包括法律或行政决定中所指明的应予实现的利益 ,又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结果所造成的利益关系。利益衡量作为一个原则 ,它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 ,又包括突破了合法性原则的特殊情况理论 ;它以比例原则为核心 ,又涵盖超出比例原则的目的与结果的矛盾关系。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性质及其保障模式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生存权）：一是将其规定为宪法权利，同时辅之以具体立法；二是虽然不探讨其宪法权利的属性，但通过宪法程序和具体立法来给予双重保障。我国不但在宪法中肯定该权利，而且通过立法赋予了公民法律上的请求权。在国际法规范中，对该权利的倡导主要是通过不具有强行性的规范来指引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