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发展,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努力创新政协工作 不断提升履职水平

<正>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政协事业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南开区政协在创造性开展政协工作方面作了一些有益探索,展示了政协的良好形象,扩大了政协的社会影响,体现了政协的独特作用,使南开区政协工作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傅玄的辞赋创作及其理论

傅玄的辞赋数量颇多 ,且绝大部分为咏物之作 ,所咏题材广泛 ,却基本遵循立象尽意、设象显情的模式 ,很少有随机而发、淋漓挥洒的激情。他在理论上提倡语言的赡丽、结构的精致和“假喻达旨”的表现手法 ;在创作上则通常运用绮丽的文辞、短小的篇幅、精美的句式和意象 ,通过物象的描写来表现预设的情志。傅玄的辞赋理论及其创作 ,对两晋南朝的赋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建安骚体文学转向个性化、抒情化的内因外缘

论建安骚体文学转向个性化、抒情化的内因外缘郭建勋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都和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及文学本身的承传演进规律密切相关。而骚体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专门文体，它在建安时期向个性化与抒情化的转变，其原因不仅系于整个建安文学所共同依赖的政...     

论贾谊的辞赋及其意义

作为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贾谊的历史地位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然而具体到贾谊辞赋的价值,尤其是这些作品在我国辞赋发展史和文体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似乎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此问题予以粗浅探讨。     

诗体赋的界定与文体特征

诗体赋不仅仅指从《诗经》演变而来的四言赋,还包括随着五、七言诗的兴起而产生的五、七言赋,以及保存在敦煌文献中以五、七言为主要形式的文人赋和俗赋。四言诗体赋被用于两汉魏晋,篇幅短小,风格典雅;五、七言诗体赋流行于梁陈初唐,语言流丽,风格纵恣,近于歌行;敦煌诗体赋产生于唐代,通俗平易,其中几篇俗赋更具有故事化和寓言化的特点。     

骚体赋的界定及其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

本文对骚体赋的内涵特征、发展历史、影响进行了界定、梳理和评价 ,认为 :骚体赋是指采用楚骚体式又以赋名题的作品 ,直接在楚辞母体脱胎而成 ;骚体赋作为赋体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 ,以其突出的抒情性、疏朗流畅的语体特征丰富了赋体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开拓了纪行、玄思、悲士不遇、悼骚等四个重要的题材领域 ,大大扩展了赋体文学的表现空间 ,骚体赋在赋体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莆田书院文化对古代莆籍“仕人群体”人生价值观的历史影响

莆田书院文化历史悠久,享有盛誉,是中华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莆田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不但为地方营造了一种从师习儒、读书仕进和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良好氛围,而且赢得了"文献名帮"和"进士之乡"的美誉。莆田书院文化的繁荣与传承,既加速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莆籍"仕人群体"。在莆田书院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莆籍仕人逐渐形成了一种"视书为财"、"爱书如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了大批勤政廉政、克己奉公的清官廉吏,不但为中国封建官场注入一股新鲜空气,而且对我们今天仍然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词对楚辞的接受

楚辞句式因“兮”字省略而形成的三、七言句 ,经由汉魏六朝长短句的乐府小令 ,成为早期词作的句式资源 ;楚辞中幽兰秋菊之类的草木意象、湘妃蛾眉之类的人物意象、楚天南浦之类的空间方位意象以及“兮”字句式等形式要素 ,直接为词家所汲取 ;南宋以来兴起的“端午词” ,蕴涵着作者复杂的感情 ,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兴寄手法 ,对词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 ;而提倡作词效法楚骚、以楚骚作为词作优劣的标尺 ,也构成词学批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扬雄及其《反离骚》之再认识

扬子云作《反离骚》,经后汉魏晋隋唐,并无大以为非者,谁料到了南宋,洪兴祖肇端于前,朱熹紧随其后,擂鼓挥戈,大张挞伐,谓扬雄为“屈原之罪人”,《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自彼至今,尽管时或有人忍不住为扬雄说几句公道话,但势微力寡,未能动俗,朱、洪之说始终居于上风。笔者认为,对扬雄及其《反离骚》全盘否定有失偏颇,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乃不揣浅陋,作为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