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研究“四清”运动的拓荒之作——《四清运动实录》

“四清”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党史、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从运动的源流上看,“四清”运动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和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延续,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预演;从运动的历史时段上看,“四清”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表现在: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准确地认识到新旧文化的关系,高度重视对旧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创新;坚持文化的大众化品格,高度重视文化普及;提倡文化的多样性,高度重视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墨家思想研究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墨家学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围绕墨家哲学的基本问题,墨家的"中庸"思想、伦理学说、社会历史观、自然观等取得了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活动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发掘传统道德资源,加强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和实际借鉴意义。     

近十年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述评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的文化问题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拟对近十年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学术研究概况作一考量点评,以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承前启后的资鉴,为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台湾佛教现代转型初探

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肇始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并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快速发展。特别是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以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中台山为代表的“四大道场”，在“人间佛教”理念影响下对佛教的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和创新，大大加速了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在海峡两岸及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佛教的现代转型虽日趋成熟，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决定台湾佛教的未来发展走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改造与提升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比了旧道德与共产主义新道德,批判了旧道德中的反动成分,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成分。党对传统道德资源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对加强延安时期党的思想道德建设,重铸民族精神、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揭穿国民党利用腐朽文化加强思想统治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雀东南飞》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汉乐府民歌,传统对它的解读是,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焦母的潜意识常常受到压抑,加之人格中的"本我"和"超我"的斗争导致畸变的心理,这种心理被称作寡妇心态,兰芝和仲卿对焦母的这种心态全然不知,然而他们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最终没有避免悲剧的发生.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理解才可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12月6日至7日,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学习出版社、《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机构的领导和专家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及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辩证地肯定了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意义,指出了这一思想的缺陷。这种研究一方面从学术上纠正了“五四”时期以来部分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反而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成分;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又使党的抗战政策,尤其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哲学底蕴和文化底蕴,避免了在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犯过“左”或过右的错误,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增强了基础。     

论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及困境

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存在队伍建设整体状况差、维稳本领低、引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客观上折射出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村级班子的主观认识、村级制度以及与上级组织关系的协调等,要真正实现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破解这些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