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安全风险分析的方法创新与实践——以“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数据库建设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安全信息的搜集与风险预警已成为重要议题,运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对相关国家政治安全风险进行有效解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数据库建设,综合利用人工编撰与机器学习的方法搜集资料,细化分析单位,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等工具进行数据展示。该数据库能够有效展示相关国家的总体安全状况,以可视化方式展示冲突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以网络化方式展示冲突事件本质等,不仅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数据支持,而且还可以为安全风险研究的方法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

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使人工智能技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带来的破壁效应推动了国际战略领域的深刻变革。依托持续完善的算法、不断提升的计算能力和海量的数据资源,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国际行为体提供更系统的战略评估和精准的战略决策,保证更高效的战略动员与执行。随着新技术逐渐渗入战略行为的各个环节,战略领域将先后出现"先发优势"和"数据—算法竞争"两种新的战略行为模式,最终推动人类的战略行为形态从人与人的竞争逐步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当然,在战略行为模式重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黑箱状态、鸿沟效应等潜在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努力降低其中的可能威胁,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加稳定而繁荣的新时代。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

当前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成为内战研究的重点。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武装组织对其控制区域和民众管理的相应制度与规则体系。以反叛成功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评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对其内战中获得冲突优势的影响,可以看到,武装组织的反叛成功并不直接由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决定,而是取决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内部与外部产生的效果。在内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取得良好的相对治理绩效;在外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并可对其进行塑造。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并不能确保相应效果的实现。通过混合研究的模式对以上观点进行检验:在定量研究方面,通过两个不同层次的数据库对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无直接的联系;在案例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两个具体武装组织的实践案例(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因此并不存在简单的正向促进关系。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

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

在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国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因此,评估这一伙伴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协调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二是差异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因区域而不同,与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较为顺利,与亚太盟友则遭遇困难;三是递进性,即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模式: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上述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他国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伙伴关系建设还取决于双边安全矛盾的程度,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的阶段,故而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内的安全矛盾,伙伴关系开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