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产业发展的新型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发展的集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端化。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状态来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工业化的逻辑。坚持工业化逻辑就是要防止过度去工业化,从新兴产业的新动能培育与传统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两条路径入手,以新型工业化、再工业化、继续工业化及工业现代化为基本逻辑,在坚持把实体经济做优做强的基础上,通过创新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进而构建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的实现需要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渗透作用,以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动能;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积极培育未来新产业的发展;完善支持体系,创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环境。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 问题探讨 ——以制造业为例

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现深度调整,"链主"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进行立体式施压,导致中国制造业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面临嵌入遭低端锁定、重构还为时过早、攀升被围追堵截的三重发展困境。面对"链主"的创新围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首站的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成为务实选择。中国与东盟共建区域价值链既有能动性、区域性、依赖性、互补性等基础,同时也面临外部因素、竞争性、动力问题等挑战,中国、东盟应取长补短,从认知、原则、路径三个方面完善区域价值链的顶层设计,按照硬件、软件、驱动"三位一体"的路径,循序渐进地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建构奠定坚实基础。     

社会组织"走出去"与外交统筹能力提升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开展民生合作和国际公益活动,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要服务好社会组织"走出去",必须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的统筹协调能力。通过政府对社会组织相关活动的政治引领、在多边外交中与社会组织的立体配合、加强对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本地支撑等,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才能更好地融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