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的国家化及其目的和使命

本文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阐明国家起源、演进和实质,以及国家曾经有过和可能具有的根本目的和使命,阐明国家应有的根本目的和使命。文章提出,国家的目的和使命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全体国民都是好的;二是对一部分国民是好的,对一部分国民是坏的;三是对所有的国民都是坏的。文章认为,只有把全体国民幸福的普遍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和使命,才是对全体国民都是好的。     

从善政走向善治

不管是从应然层面还是从实然层面而言，从善政走向善治可以说是各国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和公民的回归过程。并且，治理与善治理论主张“多中心”，强调“从管理到治理”“从善政向善冶”的转向具有非常强烈的“去国家化”或“国家回退”色彩，     

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 ,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并且已经形成其国际标准。中国在宪法和法律中 ,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确认和规定。但是 ,由于中国司法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形成了“司法权地方化”的格局 ,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施。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有其深厚的体制性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解决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就需要彻底地改造形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性因素 ,以“司法权国家化”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路 ,并以此进行相应的司法制度设计。     

论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制约因素——从“普通国家化”角度分析

冷战后,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化"战略,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也深受其影响。"普通国家化"在推动日本联合国外交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制约了其联合国外交的发展。本文将从日本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对和平宪法的突破,外交缺乏独立性三方面来阐述"普通国家化"对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制约。     

“正常国家化”背景下的自公执政联盟走向——以公明党为中心的考察

<正>2014年4月1日,日本安倍内阁用阁议的形式出台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取代自1967年就业已存在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安倍内阁的这项举措在正式出台以前就被认为是对过去日本武器出口规制的彻底颠覆。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正式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的阁议,战后宪法"专守防卫"的原则被突破,日本将被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国内相继     

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山东烟台“苹果村”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以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将传统自然状态的乡村纳入现代化体系之中。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三者相互作用、紧密相连,深刻影响和改变我国的农业农村。我国是在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的约束条件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就导致农业农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会面临诸多瓶颈性难题,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山东烟台“苹果村”为调查对象,发现该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分别面临“中低收入”困境、人口流动减缓、有限公共服务等乡村振兴瓶颈问题。这些问题难以用经济理性、人口推拉、公共性等一般理论解释。解决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需要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视角下,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足够的历史耐心和韧性加以破解。     

国家力量的双重进入与村规民约的重塑——基于215份优秀村规民约的文本分析

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国家的“村规民约化”和村规民约的“国家化”两种方式进入到乡土社会中。国家力量与地方非正式规范的遭遇中,嵌入地方知识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规则体系之下规范化地运行。当代村规民约在承担更多的国家政策的转译与国家规范化要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当代村规民约需要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引入多元复合的治理手段,以交错配置的方式来完成其治理内容。村规民约的性质也从传统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转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制度载体。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贯彻落实国家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指导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 津政办发[2014]49号 天津市贯彻落实国家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贯彻落实国家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5月13日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对提高产业整体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有效化解我市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正确引导投资方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自由”与“不自由”: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政治化与国家化

由于高科技或新技术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性,并且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高科技的发展与一国内部政治及国家间竞争的关联度逐渐加大。一方面,企业利益进一步与国家利益重合,高科技跨国公司在开展跨国业务时愈发受到母国与东道国“政治正确”的规制;另一方面,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技术的理解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技术主权观念,高科技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捆绑”由此亦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随着西方排他性技术同盟的形成,非西方的高科技跨国企业遭受打压的态势在中短期内并不会缓解,国家间、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将极大受阻,全球技术进步的成本和门槛也将因此显著提升,最终影响人类的整体利益。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开放,坚持技术多边主义,积极推动跨国技术合作;另一方面,仍需凸显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国家角色,建构国家引导下的以高科技跨国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演进及其行为取向

城市社区党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其在城市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城市社区不同于传统单位的政治生态又使得城市社区党建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社区党建活动。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问题意识阶段、政策思路形成阶段、全面建设阶段。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表现出国家化和行政化的双重行为取向。这一双重取向的出现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并有助于解决社区党建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但是其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社区党建的演进历程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构建一元化权力结构的目的出发,用自身的党建逻辑在型构社区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社区的制度环境也在推动着社区党组织的转变乃至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党建活动与社区民主自治的发展也在进行着双向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