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偏差与目标替代：制度逻辑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困境

绩效评估是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成效考核中新兴的政策工具,旨在推动服务的优化及深化。目前,绩效评估政策的落实成效与理想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政策实践并不一定回应治理需求,导致绩效评估出现困境。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组织场域中,存在不同组织的多重逻辑交叉作用,由于不同制度逻辑而产生的组织行动偏差导致了最终绩效评估中政策目标替代的生成。针对当前的绩效评估困境,应从统一标准兼具适度灵活、多元参与讲究审查有效、实现奖惩保证结项立项联动三方面进行优化。     

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读昂格尔的《批判法学运动》

在对自由主义法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昂格尔提出"偏差原则"与重塑民主和市场制度形式的主张.这其中,以对法律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的认知为理论支撑点,以权利体系的重新规定为主要内容之一.认为制度设计和"社会情境"的相互彰显是昂格尔思想中的核心之一,故以其为切入点,围绕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这一问题,分析昂格尔意义下的"社会情境"的理论内涵和这一场景下昂格尔对法律中权利体系的方案设计,并对其理论构想的成立与否做出评价.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偏差问题调查与评析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实施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效果,目前量刑建议已经成为检察机关贯彻刑事政策和公诉人在法庭上行使公诉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巩固和发展量刑建议取得的成果,了解量刑建议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我们调查了一些基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量刑的偏差情况,并对偏差原因进行了分析,目的是希望能加强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使量刑建议的功能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最终保障检察机关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有效实施。     

中国共产党对民初政治的特殊视角及其影响——兼论"三个代表"对无产阶级进步性的新定位

民初政治的失败,引起一系列反思,不同的反思在历史上留下不同的轨迹。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的特殊视角,在造就其革命理论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重大偏差,造成历史发展的曲折。今天的改革是历史逻辑的回归,是要完成前人未竞之事业。只有将革命理论和改革开放置于历史逻辑之中,才不至于偏离历史的方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定位与认识偏差的防范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作了 6方面的阐述。说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发展阶段、要求、特性、进程、目标等方面的认识问题 ,表现为实践发展的过程。为此 ,我们对于这一过程的发展定位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警惕和防范可能出现的认识偏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 ;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全面性、整体性和持续性的发展 ;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谋求的是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发展转型 ;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体发展进程的确定有一个总体上的考虑 ,也存在根据不同发展地区、部门实际情况具体设计和推进的问题 ;　 5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社会发展的阶段目标 ,又是实现根本发展目标的现实实践     

城市化进程中的选择偏差与对策

二十一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断言二十一世纪有两件大事将改变世界的面貌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一是美国的高科技。然而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本位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城市化的进程与历史的本来规律发生了一定的偏差。     

当前领导干部六大“观念偏差”

偏差之一：以为群众的思想可以统一，追求所谓“统一思想”。在政府工作中．特别是在有些官员的讲话中．自觉不自觉地预设一种前提．就是：群众的思想观念可以统一，应该统一。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处于体制深刻变化、利益结构错综复杂的转折时期，利益多元，必然导致思想多元；即便利益不多元，思想认识也不可能一致。偏差之二：以为官员队伍的问题是思想觉悟问题．过度强调“教育”的作用。     

司法认知偏差与量化裁判中的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司法认知偏差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受此影响法官会在量化决策时给予初始信息过多的重视,将某些随机的锚位值作为估测的起始值,导致裁判结果很不稳定,严重损害司法形象。利用广东省2015年四种代表性损害赔偿案件的统计数据,对司法情境因素、精神损害赔偿和裁判锚定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锚定效应的确是中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前裁判锚定效应的发生呈现出内外有别的总体格局,影响显著的外生锚点和作用微弱的内生锚点形成强烈反差,反映出当代中国法官的尴尬处境。法官群体对外界压力和风险的系统性回应是诱发裁判锚定效应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司法体制建设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外生锚点的控制上,并建立有效的法官决策信息供给机制。     

选择性干预:农村居民消解政策执行偏差的行为分析——以湖北省S村为例

农民如何来选择性干预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偏差?对湖北省S村执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务过程具体实践的在场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通过政治话语、非常规行为和自我团结等进行自我赋权,搭建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活跃的草根组织增强了农民选择性干预村级组织政策执行偏差的能力。由于乡土场域宗族关系逐渐解体和基层"悬浮型政权"客观存在,村干部权威逐渐弱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和农村文化惯习双重制约下,村干部更多地只关注农民的行动选择是否会影响其政绩考核,对于村民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