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在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入手,从三方面分析新刑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完善,深入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取得的突破性进步.     

刑事诉讼法修订对公诉的影响及对 策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简易程序适用两方面均有较大的改动，这些修订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公诉活动影响较为明显，公诉部门应当抓住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积极研究应对措施，确保刑事诉讼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刑事诉讼法修订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以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实务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作为刑事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规范的不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是证据能力问题。该规则也不对一般意义上的证据适用问题加以限制,而主要涉及公诉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公诉方所提交的指控证据被法庭认为是违法搜集的,且达到“非法”程度,那么,法庭将剥夺该证据对案件的证明能力。这意味着该证据丧失了证明案件的资格,法官或陪审团将不再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并不再用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论我国证据制度中的推定

在证据制度中,推定是一项重要内容。善用推定和防止滥用推定是理论和实践中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推定在我国诉讼法中的体现和司法实践中对推定的适用情况,得出面对复杂的案件,法律条文对推定原则的规定存在缺陷的结论,提出了“应正确界定推定及范围”和“应当规定适用推定所具备的条件”的立法建议。     

刑事法律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规 制简

贪污贿赂犯罪是《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一种类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及2012年10月16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都涉及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内容。文章从律师会见制度、监视居住、拘传时间、技术侦查等方面分析了刑事法律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规定。     

对程序正义在刑诉关系中的探寻

正义是司法的永恒追求,而保护人权也是司法必不可少的内涵之一。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程序正义对于刑事诉讼法而言,是触及整个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每一根神经的。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刑事诉讼法体系与实践的基石。笔者在结合实务的基础上,剖析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参与者间的相互关系,探寻程序正义的可能与实现,以期有所裨益。     

新刑诉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逮捕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强制措施当中最为严厉的措施。行使逮捕权应该本着谨慎的态度,但是目前我国逮捕率较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逮捕必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笔者从新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出发,对逮捕必要性审查进行系统地论述,以促进司法实践工作更好地展开。     

十年再谈控、辩、审——节选自《新控辩审三人谈》

正这是张军、姜伟、田文昌3人继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之后的再次对话。3位作者分别站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角度,对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刑诉理论与实务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的交锋和思想的碰撞,体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理念的演变历程、经验得失以及对刑事诉讼未来发展的愿景。     

从法律监督权的视角审视刑事诉讼改革

强化法律监督是为了更好实现权利与秩序的平衡，在刑事诉讼改革中应着重解决法律监督权原则化、抽象化问题，实现权力的具体化、操作化，并以法律监督权的安全为底线，确保法律监督权安全有效运行。     

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救济制度——基于新《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之思考

新《刑诉规则》中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救济制度采用的是"参照式"立法模式。参照式立法未注意附条件不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区别,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权的制约被忽视;被害人话语权过度张扬有违公平。附条件不起诉救济制度的完善应当遵循制约两大决定权原则;赋予双方当事人救济权利原则。应当增设或细化以下制度安排:一是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环节的启动权;二是增设决定说理制度;三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起诉决定救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