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的制度缺陷与完善思路

民法总则关于民商主体界分的整体制度设计因自然人与法人的不同而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标准，但都直接体现或隐含了“营利性目的”的内涵。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制度在概念使用和标准贯彻上存在逻辑缺陷，进而导致实践中可能面临诸多难题。可行的完善思路是对商自然人的主体制度建构采取由基本法确立营业权和由单行法规定具体规则的方式；用“组织”作为主体概念统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将商组织的具体制度纳入民法典专编或者商事基本法加以规定，并且在民商主体界分时采取法律判定与事实判定相结合的模式。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乌蒙欢歌高铁来

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彰显了红军长征的豪情,也刻画下乌蒙之地“道阻且长”的艰难。巍然横亘我国西南的乌蒙山,阻隔着西北、西南前往东南的路途。2019年12月16日,成贵高铁全线贯通,列车穿山破雾、风驰电掣,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川滇黔千年交通困局被打破。这一天,乌蒙山区父老尽皆开颜,雄关漫道的红军先辈足以欣慰,数千年来跨越乌蒙、通江达海的梦想得以实现。这一天,长江经济带上游迎来新的大通道,脱贫攻坚迎来新的大机遇,西部内陆开放揭开了新篇章。     

论正当防卫中不作为的不法侵害

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单纯不履行民事债务的,也同样。当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即将造成的法益损害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丧失之后履行作为义务的可能性时,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已开始。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维持对法益既存的危险状态,且这种状态的延续仍然在提升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者扩大法益损害的范围,则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就尚未结束。对不作为之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受防卫必要性要件的限制,只有在其客观上确属有效制止不作为之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手段时,才能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化。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