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物化观与马克思问题域逻辑转换

物化观是解答当代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的物化观有一个从早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性批判到实践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的问题域逻辑转换过程 ,对物化观的经济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确立的基础。物化实质上体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利益关系下对主体 (劳动者 )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否定关系。正如消灭异化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一样 ,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改变滋生物化的特殊经济利益关系 ,建构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 ,劳动 (实践 )创造的产品才会体现对主体 (人 )生存和发展的肯定关系。这就是马克思物化观问题域逻辑转换的价值指归。而卢卡奇把物化从经济因素中剥离出来 ,按黑格尔理性革命观的图式将其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 ,它无疑为一切把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当作价值事实的唯意志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情理观念

情理（情、人情、世情、性情、人情物理）是明清小说批评的重要范畴之一，情，指人的主观情感，有时偏重于指男女之情；理，事理，主要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大部分小说评点家追求情与理的融合与统一，以情理作为评价作品、臧否人物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本主要情理观念在小说的创作目的与艺术效果、作品的真实性、人物性格塑造等三个方面的表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多维探源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无产阶级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解读,是生产社会化要求的推导,是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扬弃,”是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初级”表现。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马克思哲学革命视域下的现代性批判话语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实现了从现成论的思维方式向生成论思维方式的转向,而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对资本现代性的追问和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内在关联对当前我国现代性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批判与改造:取保候审制度解读

本文主要以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为线索 ,对取保候审的属性、运作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探求改造取保候审制度的出路 ,即立足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释制度经验 ,在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基础上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释制度。     

哲学批评学:定义、框架与必要性

"哲学批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哲学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哲学流派、两部或两部以上的哲学著作之间的批评."哲学批评学"可以定义为"概括和总结哲学批评活动之功能、原则、方法、规律等等的一门科学"."哲学批评学"的总体框架以哲学批评的定性、哲学批评的模式考察、哲学批评的历史考察为"三根支柱".建设"哲学批评学"的必要性,可以从如下方面去看:哲学的本性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哲学领域的学科完善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哲学领域中众多批评材料要求"哲学批评学"的构建.     

Brandom on Norms and Objectivit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Brandom’s conception of the objectivity of norms. In Making It Explicit Brandom supports a weak notion of objectivity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spectiv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practices. In his following works, he resorts to the Hegelian notion of recognition, adding a historical dimension to his account. I contend that this notion of objectivity can be successfully defended against the objections raised by the commentators. In particular, it does not jeopardise the same possibility of communication, as claimed by Habermas and others, unless a strongly objective notion of communication is assumed. However,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a strong to a weak understanding of objectivity entails a consequent revis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social criticism.     

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保险法》第43条之解读

如何规制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法律效果至关重要,《保险法》经过2009年之修订已有所进步。然而,《保险法》第43条之体系解释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检讨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道德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从严认定,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立法也应当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