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诉讼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其公正性,而诉讼平等,作为与诉讼公正同等重要的概念之一,则被视为实现诉讼公正的必由之途或形式标志。文章在界定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内涵之后,讨论了与诉讼平等相关的两个问题:诉讼中立与实质平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诉讼立法中有违诉讼平等的几项缺失,如被告人答辩无限制性规定等。最后提出了改进的基本思路。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重构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是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于时代的发展和当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现状,重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已成为必然。     

商品房买卖面积争议处理

商品房买卖面积争议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利于商品房买卖面积争议处理更为科学合理并保证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更加顺畅。     

侦查破案论

侦查破案概念应当从行为、认知、结果等3个角度进行界定。破案条件规定应当从侦查措施及 强制措施采取的合理性根据维度进行理解,即有关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只有在案件事实调查、证据收集以及 犯罪嫌疑人确定程度等方面达到一定标准时方可以采取。破案的思维方法包括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两类。 破案的行为方法主要包括巡逻发现、物证分析、重点排查、秘密侦查、诱惑侦查等5种基本类型。     

THE POTENTIAL OF THE FAMILY LAW EDUCATION REFORM PROJECT FOR FAMILY LAWYERS1

Family lawyers are major beneficiaries of the reforms set out in the Family Law Education Reform Project (FLER) Report. This commentary from a veteran family law practitioner explores the needs of the family law bar for the training of law students in practical, interdisciplinary, client‐centered lawyering that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ase method. I trace many of the current innovations evolving in family law practice and how FLER reforms will not only benefit law schools but also have a major impact in the courts and private practice sector.     

环境损害赔偿立法框架和内容的思考

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必要性由现实社会关系调整的必要性和现行相关立法的不适应性所决定。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立法宜采取实体和程序一体、行政处理与司法处理一体的立法模式,并着重规定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方面所涉及的一些特殊问题。立法框架和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的司法处理等部分。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难点在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的准确表述问题。     

我国劳动争议的法律处理及立法完善

随着新世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争议的冲突呈现出了多样化、群体化等许多新的内容与特点,劳动法律滞后的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劳动争议的妥善解决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