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     

在培训机构训练中受伤不适用自甘冒险规则

【裁判要旨】受害人在营利性体育培训机构中受伤,由于营利性机构具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加之培训、排练等活动不同于正式比赛,风险可控,因此,不应允许培训机构以自甘风险为抗辩而免责。如果受害者自身存在过失,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判定赔偿责任。     

提升新时代组织工作质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组织部门要聚焦主责主业,切实将《决议》精神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坚持学思践悟,扛牢组织部门政治责任。要在深学上下功夫。充分运用"三会一课"、党校主体班次等形式,持续抓好专题学习、研讨交流、分类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了然于胸。     

基层干部晋升的组织维度与能力维度——基于县乡两级的实证考察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现有研究大多强调绩效表现和分层考核,对党管干部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对干部能力的界定也较为褊狭,而且忽视了对地市级以下干部晋升机制的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政治试验化处理,文章考察了组织和能力两大因素在基层干部晋升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变量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党组织对干部的管理和个体综合治理能力是基层干部晋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不可偏废。模型分析的初步结果表明,经过党校培训的干部比综合治理能力高的干部更有可能得到晋升,然而,深入的模型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更加贴近政治现实的情境下,只有既经过党校培训,又具备综合治理能力的基层干部才有最大的可能得到晋升。这既印证了党管干部机制和干部综合能力在基层干部选拔中的重要作用,也凸显了中国政府独有的干部管理方式及其优势。     

欺骗他人吸毒案:陷害竞争对手的国考考生

为了让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竞争对手“让位”,湖南女子王丽(化名)竟通过雇人向竞争对手的水杯内投放冰毒并向警方举报其吸毒的手段,意图让对方受到相应法律处罚而被取消录取资格,以便自己被递补录取。该案件情节曲折,堪比影视剧。     

武山县——培训搬进田间地头

“咱都是老农民,知识水平有限,培训课程太过专业,学不来。”武山县果业发展中心技术人员发现,传统的培训班并不能带动起群众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听取多方意见,他们决定成立2支技术指导工作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各乡镇种植大户以及农户果园中开展夏秋季技术培训指导工作,将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农户果树种植管理技术。     

论地方立法的范围 ——基于辽宁省设区的市的考察

《立法法》修改后,辽宁省9个"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2015年至2018年,9个新增立法权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积极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31件,包括地方立法规则的事项以及城乡建设与管理和环境保护的事项。从两大类地方立法的范围看,存在地方立法的缺位和越位问题,需要在未来立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