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备战狂

背景介绍原载于1933年7月8日《红色中华》第九十二期第一版。该版刊发《世界经济会议的悲剧》的报道。报道指出:"世界经济会议开到现在快要一个月了,可是讨论得有结果的还是冒[没]有一件事。据最近几天的新闻,帝国主义间主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货币问题闹得大会已成搁浅的形势了,其他关于关税也没有结果,战债更是不必说了。     

数字化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

21世纪是世界走向数字化的世纪。数字化生存世界是指数字化的生存范式及价值原则已经全面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深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数字化的正常体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有着积极的适应关系,数字化生存强化了金融资本对社会的穿透力,使生存世界的发展意志更加强硬;另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又极大地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对人类主体地位及其智识能力造成了重大挑战,亦导致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度殖民化,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应强调人文精神对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建设与意义支持,构建更加文明、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从世界社会主义百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过程,思考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如火如荼革命阶段。二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曲折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陷入低潮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中国取得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成功开辟了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振兴阶段。     

为澜湄流域民众安居乐业而努力——专访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副秘书长昂潘

昂潘副秘书长您好!感谢您接受《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的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作为副秘书长,您具体分管哪些工作。昂潘:非常感谢你能够抽出时间来中心参观和采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与世界意义

应对全球发展危机,需要人类谋求世界各国发展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价值共识,共谋全人类发展蓝图。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理想共同体的生成过程,需要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类命运与共意识,确立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或地区性问题过程中的价值共识。基于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进步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指引人类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伟大实践,以之构筑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支柱、探索全球合作共赢的新机制、提供各国同舟共济的动力源,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共同问题,促进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思想汇

“百年末有之大变局”是哪“百年”《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侖金尧文章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初看是一个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实则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获得的长时段判断。可以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百年”历史的开端,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的重要时间点。     

治安管理处罚中被处罚人主观方面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际处罚中应用广泛,但该法没有明确对治安处罚主观方面的要求,这导致公安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一定误区。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对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行为不得处罚;执法实践应通过补强证据、经验法则、推定、复核嫌疑人陈述和申辩等方法来认定违法行为人主观状态。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