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法治化目标取向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法治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取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曲折发展过程之后,应从法律运作机制、党的执政方式、公众法治观念等几个环节加快法治化步伐,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法治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

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     

略论唐朝的吏治

吏治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的问题,唐朝统治者在这一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通过法治、人 治使唐朝的吏治极为清明,因此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通过整顿吏治,既提高了封建国家的 统治效能,又对保障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朝有关吏治的措施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也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再论人治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治传统而法治传统相对缺少的国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提了出来，并在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终于使我国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毛泽东民主思想论析

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重要的精辟的论述,如"民主共和国"思想、"宪政"思想、"人民当家作主"思想、"个性解放"思想等等,同时又存在不少局限,如集权专权思想,主张"人治"、反对"法治",强调民主的阶级性而否定民主的普适和可借鉴性等等。认真分析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是非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平安证券“人治”之祸

虽然受工作量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保荐人的个人素质和合规意识如果过关,则不会屡屡出现因对规模、排名过度偏好而忽略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或不敌高利益的诱惑而游走在灰色地带等违法违规边缘     

领导现场拍板，好心未必办好事

据报道，某县县委书记下访时，现场拍板解决了一个长达8年没有解决的司法执行案件。县委书记体恤民情、关心百姓，值得称赞。但领导干部不足司法人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不仅有人治倾向，还有越俎代庖、干预司法的嫌疑。     

官员承诺“人治化”隐忧

由于没有制度保障,民众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可能导致官员的承诺不符合实际,甚至出现违反民意的"政绩工程"近来,有关官员承诺的报道引起了社会上的热议。从目前有关报道来看,一些地方的官员承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承诺的事项绝大多数都得到了落实,相对于人们所熟知的政府"门难进、脸难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