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之外——浅谈文学与虚构

"文学"这一全然晚近的词在诞生之初,便与虚构有着某种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现今大众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文学虚构即虚假"——将自然真实与文学艺术所含有的虚构进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而是一个更加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话题。因此,可以通过探讨文学本质同虚构间的联系来摈弃精神锈斑,在粗略的真假对立之外,尝试追寻属于文学与虚构的另一种答案。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我写诗，我自救

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看书或写诗,我就会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会长时间呆坐在一个人的书房里,神思恍惚,不知所措。这时候,我知道,我该自救了。从16岁在省刊发表处女诗作至今,我与诗在业余时间谈了近二十年的恋爱。恋爱的结果是,近千首诗作有一半发表,并先后出版了     

都市文学中的两种“新”形象

本文从形象模式和特性角度分析了都市文学中的新富人形象和新新人类形象,指出两种形象的产生是都市环境下欲望化叙事的结果,而作家叙事态度的变化则进一步昭示着消费主义、享乐原则对中国文学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意义

海外华人文学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 ,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文本中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全球化语境中 ,海外华人文学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它对确立中华民族文化在 2 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市语言学会与沈履伟名誉权案的代理词

案情介绍 2003年4月，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自选集——《求是集》，其中文学论文15篇。在申报教授职称时，沈履伟用《求是集》这本书作为科研成果公开展示，其间群众揭露《求是集》中有抄袭他人已发表的论文，沈履伟分别找到原发表论文的作者——天津师大古籍研究所的董XX和南京学者封X，企图以“合作”的名义掩盖其抄袭的事实，但其教授职称的申报仍被天津市高评委否定。     

"五四"新诗:胡适与胡先骕

胡适打破旧诗的枷锁,为新诗作勇敢的尝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但是,他对新诗的主张,如绝对地拒绝师承古人,不用典故,反对一切格律,须要作诗如作文,漠视诗歌抒情和想象,肤浅地把美国意象派的主张变成说理和表面的感觉,都使新诗初期蒙受重大损失.胡先骕更重视诗歌的特性,对意象派有更为深邃的了解.胡适所接受的是20世纪最新的诗歌潮流,初期新诗师承却是上个世纪像惠特曼那样的后浪漫主义,在西方人看来是落伍了的流派.历史没有给中国新诗提供一条跨越西方浪漫主义直接到达意象派、现代派的捷径.     

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