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五大能力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柳州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创新发展

柳州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为统领,聚焦"组织动员、实践育人、服务大局、能力提升、文化引领"五大能力建设,在疫情防控、大型赛会、生态环保、扶幼助残、脱贫攻坚、城市治理等众多领域中凝聚力量,以青春实践实现创新发展,全面服务共青团改革。     

警察说理式执法探析

警察说理式执法是一种符合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执法方式。从内涵上讲,警察说理式执法主要涵盖"讲法理""明事理""通情理"三种方式。警察说理式执法的具体功能主要有四:解决社会纠纷的调处功能、提高执法水平的强警功能、宣传法律法规的普法功能以及减少警民冲突的和谐功能。践行警察说理式执法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法治原则、以理服人的政策原则、严守秘密的纪律原则。践行警察说理式执法应当处理好普遍性问题与特殊性问题之间的关系,法律严肃性、公正性与执法灵活性、变通性之间的关系,警察执法责任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警察执法权力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打击违法犯罪与教育公民之间的关系。     

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全球贸易与知识产权创新论坛(2020 ) ”综述

“中国正从重要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知识产权生产国。中国认识到,建立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全面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认为,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使命任务,为武警部队保驾护航

人民武装警察,“守护神”一样的存在。无论疫情面前、洪涝灾害、脱贫路上,都有一抹果敢坚毅的“橄榄绿”。他们热血铸盾,以赤诚之心护佑人民女丁。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人民武装警察法。这部法律亮点频频,在总则中就明确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党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并明确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执勤、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海上维权执法、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赋予的其他任务。     

行政复议20年:实质性化解7成案件

近年来,增长较快的案件类型为工商领域和食品药品领域,反映出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行政争议正逐渐向市场监管相关领域转移。同时,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要增加行政复议的吸引力,就得在体制上下工夫,让它变得更加独立、公正、权威——对地方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不服怎么办?对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鉴定不服怎么办?对公安执法不服怎么办……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普法网站的搜索词条中,多是群众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的求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除了行政诉讼外,行政复议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救济制度。     

论加强和改进公安执法

树立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观念 ,是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要求。针对目前公安执法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 ;要加强公安立法工作 ,完善公安法规体系 ;要规范公安执法行为 ,推进警务机制改革 ;要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 ,增强监督实效 ;要强化教育培训 ,提高整体执法水平。     

社区矫正中心的功能定位与运作模式研究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国建成社区矫正中心2795个,占全国县建制数的97.8%。截至2018年底,浙江省协调落实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975万元,全省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基本完成。司法部推动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的初衷是从加强场所、设施建设角度出发的。在《社区矫正法》未出台、社区矫正机构尚不明确的情势下,绝大多数司法行政机关把社区矫正中心作为一个工作平台或矫正场所。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