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通知(苏交规[2021]1号)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交通运输局,厅机关各处室(部门),厅属各单位:为适应"放管服"改革和交通运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解决行业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面临的实际问题,省厅组织对《江苏省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苏交法[2004]48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经第36次厅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广西: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 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使命。2022年,广西司法行政工作将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不断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行法治之力,护航壮乡改革发展当前,广西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将乘势而进、顺势而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所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和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法律问题探析

毒疫苗事件发生后,我国启动了各个层面上的行政问责。行政问责的法律渊源包括行政问责的专门规定、《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部门行政法、《监察法》以及《国家赔偿法》,问责的对象包括行政领导人员、行政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以及行政主体等。引咎辞职、行政纪律处分责任和行政追偿责任等责任形式,构成了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行政问责的程序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障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公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管理专业是公安院校广泛开设的非公安类专业之一。当前,公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专业积淀不够深厚、学生专业认知偏差、人才培养目标泛化及课程实践教学薄弱等困境。公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出路在于科学制定学科建设规划,坚守学科使命与专业价值,纠正学生专业认知偏差,依托办学优势,突出人才特色培养,优化实践资源结构,完善实践考核机制。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