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政府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及制度指引

自次贷危机以来到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各地经济不容乐观,不仅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地地方经济支柱也正处于资金链断裂、破产频发的困境.为挽救地方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在中央政府有关纾困精神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在积极运用纾困资金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但在纾困的过程中却存在疏于尽调、合规不足、风险隔离及退出机制不完善的种种问题,有违纾困初衷.对此,需要在坚持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下,结合区域产业升级、金融风险防化和区域金融改革等目标为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进行制度指引.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疫情防控中的征用补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量进行的政府征用面临着疫情过后补偿机制的落实任务。厘定征用补偿机制的适用范围成为首要课题。就规范框架所展开的征用补偿机制而言,需要排除"名为征用、实为征收"和"由征用转化而成的征收",并特殊处理国有资产的征用问题。在可能扩充的范围上,可以考虑"名为限制性措施、实为征用"和人力、服务等非有形物的征用。同时,征用导致特定主体的额外"特别牺牲",以及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电商平台是否可能构成新的征用样态,也值得关注。     

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

在北京、厦门、哈尔滨三地部分法院的调查显示 ,离婚救济制度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者寥寥无几。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也存在着适用条件苛刻 ,受助者范围小 ,住房帮助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 ,金钱帮助数额偏低 ,经济帮助实际不到位的问题。针对调查中所显示的制度缺位与不周延问题 ,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 ,考虑制度性重构。     

论我国宪法中财产征用条款的完善

我国的宪法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从1954年的制定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到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修改对财产权的规定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思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在1982年的宪法修改中规定了“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1988年的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第一次部分承认了私     

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财产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二、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理赔。     

上海社保资金腐败案的三点疑问

管理着上海老百姓保命钱的市社保局，陷入了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腐败案中。随着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日前被隔离审查，包括上海宝山区区长秦裕在内的一些涉案人员接受调查或被“双规”。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进驻上海。据报道，社保局先后将34．5亿元的资金，通过委托资金运营的方式，拆借给了一家民营投资公司。     

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研究

补偿主体的确定是行政补偿的首要环节。我国现行与行政补偿有关的法律没有确定补偿主体的指导原则,补偿主体往往就是征收主体,这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模式极易引发“政群对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补偿应以“受益者补偿”作为其主体确定基准,同时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主体的现存类型及存在问题,提出健全我国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的构想。     

对外开放的互利共赢战略

对外开放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通过实行对外开放,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企业技术的提升,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外贸易方式需要发生根本转变。实施互利共赢战略,参与国际良性竞争,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需求,是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