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从小，客家人总是称我们为“河洛嬷”。带着儿子回永定婆家过年，邻居们微笑着迎出门来说：“河洛佬回来了!”福建龙岩是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的交界点，五县一市一区中，有五个属于客家民系，只有漳平市和新罗区属于河洛民系。两个民系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几千年的相处相容，早已经血肉相连无法分割!     

浓浓湘西情——台湾年代电视台记者湘西采风

去年底，台湾年代电视台执行制作人郭碧纯小姐、节目主持人赵微女士及摄像记者黄照程、黄俊财先生一行４人，冒着霏霏雪雨，踏上了湖南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对这里的人文景观和浓郁的民情风俗进行采访，所到之处，耳闻目睹，无不感到新鲜、奇特、迷人……台湾记者采访的首站便是电影《芙蓉镇》拍摄地———永顺具王村镇。这座古老小镇，因是土司王驻地，理想的水陆码头，进入四川的通津要道，可以想象当年“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兴盛景象。尽管后来土司王因战事频繁迁至上游老司城，但这里繁荣昌盛景象一直延续不败。紧紧吸引…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变革——以断发放足为例

台湾变成日本殖民地后，以蓄发长袍和缠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风俗习惯不得不变革。了解世界潮流特别是祖国大陆改革情况的士绅（知识分子和绅商），积极推动断发放足运动，起到了领导作用。而总督府起初并不用公权力推行断发放足，只是到了想同化台湾人时，它才使用了公权力。     

国家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一）

我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大部分聚居在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外,还有回、满、蒙古、苗、彝、瑶等民族约两千多万人散居、杂居在全国的城镇和农村。散杂居少数民族工作是整个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散杂居的少数民族工作,根据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切实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使散杂居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有了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从立法上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国务院颁布了为数可观的法规,一些部委制定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行政上看,国家建立…     

Backpacking to Hailuogou Glacier

MOSTof the world's highest mountains are clustered along the barren, jagged area where Tibet, Nepal, and Pakistan meet, but Gongga Shan-in China's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stands apart. A Western mountaineering team first reached its summit in 1935, and a Chinese team made the climb in the 1950s. The last team to attempt it perished in an avalanche.     

Impressions of Tibetan Life

Sichuan Province has the largest Tibetan-inhabited area othertha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四川藏区行

“藏族有句俗话,‘卫藏的佛,安多的马,康巴的人’,西藏是藏传佛教的中心,安多以牧猎文化而著称,四川藏区所在的康巴出人才,不仅出美女壮汉,还出现了众多对整个藏区产生影响的高僧大德。”对藏族文化颇有研究的郭昌平这样评价四川藏区的文化。郭认为,这与四川藏区处于茶马古道上有关。和丝绸之路一样,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同样是一条文化传播、交融的通道。人     

古代中国的“风俗之治”及其现代启示——兼论社会道德建设的范式转换

风俗是儒家政治和道德学说的重要概念,以教化为根本手段的风俗之治是古代中国政治治理实践的重要传统。风俗之治是德治主义政治逻辑下必然的问题导向、目标诱惑和路径锁定。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区别于古代风俗之治的关键,在于实现从道德本位的儒家政治哲学范式向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哲学范式的转换,政府作为法治公正的提供者而不是社会道德风俗的直接塑造者,克制正俗的权力冲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建设。     

刚柔并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风俗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鲁西南农村移风易俗改革的经验调查

制度政策强势改造民俗是一种典型的单向、压力式介入,忽视了民俗文化的自主性和农民的主体性,结果引发了政策的执行偏差甚至失灵问题。从调查来看,鲁西南农村当前推行的移风易俗改革,通过将政策的执行权下放给村委会以及红白理事会,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到政策引导的转变以及"制度刚性"与"治理柔性"的结合。研究发现,国家政策规定与基层灵活操作结合、组织保证与传统底线维持、政策引导与新风尚倡导、农民参与与相互监督构成了政策与民俗良性互动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当前政策介入的合法性、合理性、前瞻性与公共性,保障了政策目标实现以及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是互动理论在制度政策与非制度民俗之上的具体实践。移风易俗改革的方式和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