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的完善

当前,对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面临困难。随着司法改革逐步推进和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应当对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予以明确规定和完善。笔者结合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试从检察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入手,对当前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就如何健全与完善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予以探讨。     

强制、互惠与乡风文明的养成机制——基于文村红白理事会的实践考察

基层群众组织是乡村文化治理的组织载体。剖析文村红白理事会的移风易俗实践发现，强制与互惠是助推乡风文明实践养成的重要方式。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面临着村规民约与乡土观念、个人自由相抵牾的矛盾，引发合法性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红白理事会借助说服、不合作策略、剥夺村民福利等强制手段贯彻村规民约，接着以提供服务、减轻经济负担、缓解养老难题等治理绩效获取实践认同。治理效能的互惠性促使基层政府、红白理事会和农民之间形成制度化的社会交换网络，为移风易俗提供强大驱动力。因此，乡风文明仰赖于党和国家引导基层群众组织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通过制度化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国家建构的制度规范转化为农村社会的实质秩序。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以督促治：乡镇政府运作的一种新机制——基于H市A镇治理实践创新的分析

随着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送资源的力度，乡镇治权经历了从被动弱化向无序扩张的内在转变，对权力进行监督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当前乡村治理场域逐步建立起以层级分布和条块互动为基本特征的乡村监督体系，构成了乡镇政府推动中心工作的新机制，并逐渐建构成为乡村治理模式的基础性逻辑。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是当前乡镇政府运作的创新治理机制，一方面具有治理模式转化、政策层级统筹、政策落实考核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纪检监察组织在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其能够借助问责机制介入治理过程之中，实现对乡镇治权的自我约束。作为反向激励形式，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有着深刻的制度基础，其有效运行依赖于控制权结构的内在调整、治理资源的项目化运作以及数目字管理的普遍运用，是影响乡镇政府行为的另一重面向。     

“回应型法”视阈下用能权交易监管法律制度之检视与突破

用能权交易制度兼具公法内核的国家管控和经济诱因的市场激励这二维功能。为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用能权交易的公益属性,政府适度的介入和引导不仅必要而且正当。然而,我国用能权交易刚刚起步,其监管制度构建中还存在着立法内容缺失、逻辑自洽性不足等障碍,亟需从理论层面对用能配额这一复合性财产利益的交易监管展开系统性的解释。于此,本文运用"回应型法"的理论,以强调监管"法律目的"及监管主体"行为模式"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并通过实践层面的检视,提出生态安全理念下第三方监管、双峰联动协同、公众弹性参与等互动共进的用能权交易监管制度完善的法治进路。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被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和党的现代化建设指导理念提出,但倘若将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则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邓小平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二是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领导保证;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总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     

关于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

借鉴"SSP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目标应是,解决现行的制度缺陷,建构制度结构合理、符合制度安排的道德要求并且制度绩效良好的制度结构.从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来看,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应该处理好党内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立法机关、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要有利于使政策转化为良法,保障转化过程具备程序正义.为了保证转化后的法律质量,有必要建立对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品质审查制度";为顺利衔接政策与法律两种规范形态,必须设立完备的执政党"立法建议制度";为了实现转化程序的正义并保障转化结果的理性,应当建立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正当程序制度".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网络结构与实践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网络分析

借助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描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思路,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施重点以及推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治理体系现代化网络充分反映出国家治理注重整体、协同和系统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是当前的重点改革领域,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城乡一体化、民主政治、法治中国、社会事业等是当前重点推进的改革举措;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两条路径,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方参与、多元共治",二是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突出社会事业改革的重要地位。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在治理网络中占据重要作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本文为理解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定量证据,也为研究改革政策文本进行了方法探索。     

关于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现阶段非农产业和农村市场成为农民除第一产业之外的收入增长点,政府实施的税费改革及各项支农惠农措施也从政策方面为农民增收提供了保障.但仍存在诸多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制约了农民增收.作为各级政府,在农民增收方面,应采取相应的政策和引导措施,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拓展农业发展功能,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落实惠民政策,推动科技进步,加大农业投入,实施城乡统筹战略.     

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探析——以国家治理视角的考量

国家审计因其内生的监督评价职能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和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前提是基于国家公共财政治理的各项制度本身的合理安排和良性互动。多年来出现的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现象,说明基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对某省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屡审屡犯"问题的分析表明,"屡审屡犯"背后的根源是政府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审计管理制度、政府预算管理配套制度均存在自身局限。要治理该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完善政府预算制度、深化改进预算执行审计、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寻求对策。     

城乡统筹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模式与路径探究——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

我国传统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的轨迹表明,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顺应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战略趋势。人类政府治理由工业化及以前的“简单协作”上升为高频互动的“整体协同”。借鉴协同学理论精髓,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考察,我们认为,适合当前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理想模型,是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推动为主导,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高校毕业生中西部基层就业代偿:理论基础与政策支持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一方面,收费制度改革应兼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就业制度改革需求引导人才均衡流动。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选择中西部基层就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激励理论,是国家资助政策的前提,是高校毕业生中西部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的理论基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的支持模式是多样化的,并且在不断完善过程中。     

互动共生、秩序重构与复合交错:"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逻辑——以浙江省为例

制度逻辑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重构.从该视角切入观察"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更好地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场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政治资源与社会合法性的互动共生,是创新制度设置的关键驱动.行政动员与意义建构的互融共生、技术嵌入与组织调适的相互构造,会在复杂的制度实践中实现秩序重构.最终呈现出回应社会需求、强化科层控制、耗散政策成效等复合交错的结果.     

转型速度、局部改革与转型方式的选择

国外学术界把渐进方式和激进方式看作是殊途同归的道路,其理论基础源自狭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缺乏对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影响了转型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认识的深化,束缚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理论创新的科学视角;而且还存在转型速度、全面改革与局部改革、次序性等一系列转型战略的理论差别,由此产生了转型国家不同的实践绩效和转型后果。这些转型理论范式及其理论教条,忽略了对真实转型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仍然在影响转型国家转型深化期的改革实践和转型策略;容易受到西方转型范式的操纵和逻辑引导。因此,转型深化期的中国必须慎重反思转型速度、全面改革以及转型方式的选择,坚持中国特色的"双主题阶段转换式"的转型模式。     

地方创新、治理变迁与国家治理——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政策试验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机制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家整体性制度变迁层面上解释了地方创新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却忽视了那些既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也没有消失的地方创新,没有探讨地方创新在推动地方治理变迁层面上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在中国改革实践中,那些没有获得全国推广却在局部地区发挥作用的地方创新更具普遍性。地方创新除了可能由点到面推广至全国之外,是否对地方治理变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构成推动国家治理的另一种机制？新泰市平安协会和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实践,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浅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农民能否增收与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和有关制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政策和制度强烈地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应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隐性限制;农民增收要消除乡村组织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损益剥夺;农民增收应对的县乡组织制度创新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