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对结婚的限制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和法律思考--以贵州苗族为视点

2001年婚姻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婚姻关系的缔结都有着自己的限制.但因为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不同等因素,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正确认识冲突现象,分析冲突存在的原因,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是促进婚姻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公共行政服务的道德约束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重要性日益突出,通过道德约束来提高服务效率,是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社会道德正处在惯例层次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的道德约束具有公认的多样性、对象的层次性、约束重点的集中性和实施上的高难度性等特点。对此,制度性道德约束将有利于公共服务效率的提高,制度性道德约束内涵比较丰富,在实施当中,要使潜规则显性化,以他律为主,采取多种激励手段,需要建立道德约束的保护机制。     

反腐败要义：限制、规范、约束权力

反腐败,根本的对策,应从腐败的源头———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入手,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膨胀;规范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约束权力,防止权力异化;从而形成掌权者不能腐败,难以腐败的社会氛围。     

略论法定刑的制约性

法定刑本身属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该接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做到同害同罚，异害异罚，不同犯罪法定刑应该达到平衡，法定刑的设置应该为司法适度解释提供保障，另外不能超越法定刑本身作出司法解释，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应该受到法定刑的制约；司法机关在运用刑事法律的时候，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必须接受法定刑的制约。司法适用中对想象竞合犯罪、转化犯罪的认定也应该接受法定刑的制约。     

警察权力制度缺陷分析

行政与刑事法治的起点应当是对警察权力行使的制度整合。鉴于警察权性质的强行政性、暴力性、扩张性和概括性,由此产生的制度规约就似乎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两难境地,而我国现行警察制度也的确存在着种种弊端,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警察制度进行整合。而确权、限权与分权是警察制度整合措施的最终目的。     

法官思维中的艺术——基于一种博弈的立场

法官的思维游离于有与无之间、贫与富之间、生与死之间。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法官思维的瞬间转换便可能使某人失去了财产、自由、子女甚至生命,因此法官的思维对案件判决结果有终极意义。所以本文拟以法官的三种对立型思维博弈的为切入点,得出了对克制性、独断性、修辞性思维的推崇。但深究起来,三类思维的背后都是一种对法律规则的回归,因此法律思维的艺术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规则的艺术。     

构建与新型社区管理相匹配的社区警务机制的若干思考

社区建设的动力来自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有助于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不断拓宽新形势下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新路子,从而提高对社区治安工作的管理。     

恩抚与制约:汉初的南部边疆政策

西汉初年,民乏国困,百废待兴;内有异姓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割据骚乱,外有匈奴的时常侵扰。为此,虽有一统岭南之抱负的汉室帝君,也终因国力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对“划岭而治”的南越割据政权采取以恩抚为主,辅以防范制约的温和手段,以换得南部边境的稳定。于是,恩抚与制约便构成为西汉初60余年间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沿袭不替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也是汉代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使汉初中央王朝第一次成功地改变了边政处理的被动局面,和平地实现了其对南部边疆的主动权,为维护和巩固当时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保障,而且也对后来汉王朝实现岭南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微罪体系的构建--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研究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活跃的刑事立法中呈现出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含拘役)的微罪类型,这在我国刑罚结构明显趋重的刑法体系中显得尤为特殊。我国刑罚附随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使微罪在司法适用中受到了质疑,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微罪的正当性建立在法益保护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在立法设计方面,微罪入刑应当严守“非实害犯”的界定,并以故意这一主观要件对刑事可罚性予以限制;同时应配置轻缓化的处遇措施,注重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在司法适用方面,微罪一律起诉、一律判刑的思维不可取。为实现个案公正,应当充分发挥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功能,并激活我国《刑法》第37条定罪免刑条款,以达到微罪的轻缓化处罚效果。     

侦查本质论

通过对侦查概念的剖析,探寻侦查行为的本质属性。以"密侦"为突破口,纵观古今,找寻从"侦察"到"侦查"的过渡。进而,进一步辨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关系,探寻侦查的强制性与谋略性。侦查权的制衡,秘密性与强制性的限制,需要其对立面公开性与任意性。结论:"暗中查证"是侦查活动的本质属性,"公开查证"只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而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