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前沿:地缘政治视阈下的广西边疆治理

<正>广西地处中原王朝岭南边疆向西南边疆过渡的特殊一环,是历代王朝南部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西治理的好坏,关系着王朝南部边疆秩序的稳定与否。广西在中国地缘政治上有着特殊地位,历史上广西曾发生了三起影响中国政治的事件:一是唐末桂林戍兵之变,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二是北宋前期侬智高起事,使宋王朝加强了对南部边疆的治理;三是清末在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由此可见,虽然广西位     

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族群或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云南边疆从"要荒之域,蛮夷居之"发展至与王朝国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形态,正是边疆或边疆族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制度是一种规范,但并非恒定,常随形势而转变。观察清朝在云南实行的省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既要注意"自上而下"地考察清朝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忽视云南边疆政治形态对王朝政策或制度实践"自下而上"的制约性;既要考察王朝中央力量对边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边疆地方政治形态于王朝国家政制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王朝政治:论清朝在乌蒙山地区改土归流及三省分置北大核心CSSCI

为能加强对乌蒙山地区的控制与开发,清王朝力求破除这一区域割据状态,武力消灭彝族土司土官势力,强化王朝政治已属必然。云贵总督鄂尔泰力推改土归流,其要旨在三省分治态势为稳前提下,对乌蒙山区彝族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结果,牢固王朝政治,武力割除这一区域割据势力、行政区域归属流官治理,从而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长远的基础。     

成汉政权及其族属

成汉政权是由南方的少数民族贝宗人所建,李氏宗族是成汉政权历代统治者的主体为期共45年,其势力范围除西南地区外还达到了西北的甘肃境内。与两晋之际出现的众多地方政权相比较,成汉政权和它们都同属于割据性质的地方政权,但却有着自己的诸多的特点:建立政权的时间最早;南部唯一的地方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但并未断绝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关注社会稳定;大规模移民。     

元代以前藏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研究

早期的藏族部落就已和中国境内河湟地区人群有了一定交往；吐蕃王朝对于中原先进文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吐蕃分裂割据时期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南部藏族各部已隶属于中国宋王朝.西藏在元朝完全归属中央政权,其实就是藏民族经过长期交往所达成的一种对同根同源文化的最终认同.     

北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熟户

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生熟户的统治政策,始于宋代。宋王朝以距离内地远近、受汉文化影响的多少,以及接受其统治的程度等多种标准,把西北地区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蕃落分为生户、熟户,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生熟户的存在和变化对宋王朝西北边防布署、市马贸易、民族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指出,宋王朝对生熟户所采取的统治政策虽然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消积方面,但历史地看,它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系统刻画历代王朝在广西的时空建构——评《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

<正>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拥有漫长边界线和广阔边疆地区的国家,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持续经营治理的结果。历史经验表明,中原王朝开拓边疆的最有效手段是进行制度移植和文化传播,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边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最终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从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地处岭南边疆的广西早在秦代就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但是原有土著民族的     

西汉西北军屯与边疆安全研究

西汉初年,匈奴骑兵成为中原王朝边境的主要威胁。出于与匈奴争夺战略要地以及镇压和防止羌人反抗的目的,朝廷逐步在朔方、河西走廊、河湟、陇西、西域等西北部广大地区大规模推行军屯。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治边方略,参与军屯劳动的士卒不仅直接成为拱卫边疆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巩固了广大的新拓战略要地,同时其耕种活动也省却了长途转输劳费,并开发了边疆地区的经济,为徙民设县做了必要的准备,有效维护了西汉王朝统治。     

两汉之交的归隐现象及东汉初年的隐士政策

汉代部分士人选择归隐,是当时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中两汉之际的归隐现象又尤为突出.由于王莽篡权、各方割据、社会混乱等原因,不少书生、士吏在西汉末年选择了归隐;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政府对这部分士人采取了积极的招揽政策,通过嘉奖、各级政府机构征招等方式,吸引了大批归隐士人出仕或再度出仕.东汉初年的这种隐士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不仅为刘秀政府吸纳了大量人才,同时也赢得了民心,是东汉初年社会较快稳定下来、光武中兴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与云南地区改土归流

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为今日中国疆域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云南地区围绕疆土认同而展开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清代王朝国家观念发挥出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清王朝通过权威重构,将土司地方性权威转化为国家性权威,在国家一统观念下熔铸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共同体耦合.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下的云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不仅有效防止了边疆土司地区割据的可能性,而且推动了王朝国家观念的整体性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促成历史认同的作用.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明、清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都放弃了元朝以边疆地区为基地,积极用兵开拓徼外的做法。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统治者在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时,在具体举措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明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由于明、清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论隋文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措施

文章认为,隋文帝在其执政的短短20多年间,就能一统南北,把隋朝建设成一个颇为强盛的封建王朝,除了与隋文帝所进行的内政改革致为密切外,与其所推行的“无隔华夷”、“文轨攸同”的治边思想、“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治边方略和“严防边塞”、“清边制胜”的治边措施亦不无关系。     

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

文章认为,唐朝的御边戍守体系与唐朝国力的盛衰、军事战略的演变和边疆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唐前期,边防体系以行军制度为主,在边疆地区主要是修筑了一些边城作为固体的防御工事。但自唐高宗仪凤年间以后,随着边疆危局的出现,为适应新的边疆局势的发展变化,唐朝的御边体系逐渐地由行军向镇军转化,最后形成了以防守为务的节度使镇边体系。     

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

清末民初,中国的民族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到大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一元理论,经历了小民族观到中民族观,再到大民族观的演变过程;由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变为民族平等。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扶植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依据,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思想和理念,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内容及历史价值等做理论概括。     

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

交通对秦汉时期岭南越族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汉时期岭南水陆交通的拓展强化了岭南的政治地位,加强了中央与岭南的联系,促使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出现;引发了岭南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岭南商业贸易的起步和早期海外贸易中心的形成。     

唐代和亲政策述论

和亲政策最早始于汉代,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外交工具,是国家间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时间.到了唐朝,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     

略论清代前期西北边疆的"因俗而治"政策

清代前期在西北边疆地区所实行的"因俗而治"政策,实际上是根据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等所制定的、目的在于加强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实现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治边政策.     

也谈五尺道的开通及其对西南夷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作者认为上古五尺道的开通,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蜀、楚对川滇黔边区的争夺和开发。到了秦国夺取巴蜀以至汉代,五尺道的开通才进入了大规模的拓展延伸阶段。与此同时,先秦两汉间巴蜀人的南向发展,以及秦汉政府在政治、军事、经贸、文化、移民和对外交通采取的举措,最后是导致西南夷地区从此成为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给当地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了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法学视角读路舒温《尚德缓刑书》

汉宣帝时，路舒温在《尚德缓刑书》中向皇帝揭示法制现状和分析其成因，建议一改秦朝“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的弊端，应该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充分表明了其儒家思想的主张。路舒温归属于贤良文人派，他们的言论表明了汉武帝之后儒法之争的继续，说明儒家思想在汉朝政治上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霸王道杂之”的合流势态。     

东汉明帝民族政策论析

东汉明帝继承和发展汉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致力于解决周边民族问题:努力平定西羌的叛乱、制定防范措施;针对北匈奴不断的骚扰,由政治和解、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重新开通西域;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政治关系。汉明帝的民族政策不仅有利于边境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全,而且推动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极大地维护和光大了“光武中兴”的成果。当然,其民族政策中也有若干失误,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