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依》

彝族著名教育经典《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智慧,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运用社会治理理论,从《玛牧特依》的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五个维度切入,挖掘出《玛牧特依》的五个核心思想,即教育、廉耻、礼仪、仁善、慎独。其中,教育是《玛牧特依》的主旨和出发点,廉耻是《玛牧特依》的精髓和道德底线,礼仪是《玛牧特依》的大德和最高法律准则,仁善是《玛牧特依》的核心和道德宗旨,慎独是《玛牧特依》的落脚点和最高道德境界。《玛牧特依》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彝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应该凝聚《玛牧特依》文化力量,协同发展,多元共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为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显得尤其重要。首先,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要完善评价主体结构;再次,要开发利用科学的评价技术与方法;最后,必须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活动。     

A Dialectic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nd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ceremony) and fa (law)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meaning of fa (a Chinese character with an approximate meaning of “law”) has not been invariable, and its connotation in modern times has been enriched constantly, so as to incorporate many elements of ancient li (ceremony). If the modern concept of law, already changed and still changing, is to be used to mechanically compare and interpret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misunderstandings might arise. Actually, li and fa ar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nd the lack of necessary study of the li will prevent us from 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fa” usually refers to an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especially after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reas li, especially li yi (moral basis for rites and ceremonies), is where the value and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can be found. Translated from China Social Science, 5^th Issue, 2003 in Chinese     

大型公用建筑火灾时人员应急疏散评价模型研究

应急疏散措施的优劣是评价大型公用建筑安全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大型公用建筑应急疏散措施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参照相关法规及大型公用建筑应急疏散时各指标因素的层次,建立了大型公用建筑应急疏散评价模型。将该模型应用到某高校图书馆的应急疏散评价过程中,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为建筑物火灾人员应急安全疏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司法鉴定尚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的也违背了司法鉴定的基本规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很多司法鉴定问题更宜转化为专家证人的形式加以解决。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哲学考察——以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为研究范式

《乌苏里船歌》案被认为是中国司法部门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诉讼进行审理的代表性案件。该案件虽然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但它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价值取向、研究进路、模式选择等仍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引起了知识产权理论界的关注。虽然既有的知识产权基本理论范式能够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一定程度的证明 ,但运用各种传统理论论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则为建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