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买卖枪支案件之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侦查非法买卖枪支案件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我国也在不同程度地适用这一有效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 ,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 ,也极易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鉴于此 ,本文分析了非法买卖枪支案件运用诱惑侦查的条件 ,提出了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中诱饵的设计方案 ,以及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和方法 ,以期能对我国当前的缉枪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 ,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 ,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侦查圈套都具有可罚性。应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措施,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二者的关系存在错误的认识,而且缉毒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更多地选择采用诱惑侦查来侦破毒品案件。在法治化背景下,具备合法性的控制下交付在惩罚犯罪和程序公正上比诱惑侦查更符合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应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侦查措施。基于国内实施控制下交付时存在的困难,缉毒技术与装备、缉毒人员素质、缉毒协作需通过必要的举措予以加强。     

论诱惑侦查的实施原则

诱惑侦查在世界各国已被广泛应用 ,但对其合法性问题 ,一直存在较大争论。鉴于此种侦查手段在某些犯罪的侦破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应对其进行规范 ,保证其在合理及合法的限度内发挥最大作用。具体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主体合法原则 ;必要性原则 ;报告及审批原则 ;引诱对象非特定性原则 ;诱饵适当原则 ;消极行为原则 ;严格监督原则 ;有效控制原则 ;责任制原则。     

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其提升措施——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

"钓鱼执法"事件中,执法机关采取诱骗的方式使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当事人从事了违法活动,严重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形象,致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可见,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政府行政权力如何有效运作,关系到政府良好形象的确立及其公信力的增强。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剖析一些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探寻政府公信力有效提升的对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论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及其启示

在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有三,即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综合标准。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和绝大多数州司法系统采用主观标准,部分州司法系统采用客观标准,也有很少州司法系统采用综合标准。目前,我国侦查机关已普遍采用诱陷行为侦查案件,但立法及实践中尚未确立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导致公民对侦查机关过度的引诱行为难以在审判中提出抗辩,诉讼中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当结合我国侦查及审判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     

"诱惑"的魅力与毒刺——从证据法角度浅析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实效性极强的侦查方式日益受到侦查实践部门的青睐。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之效力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侦查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之刑事责任的证据应坚持有限豁免性。     

论主动型侦查

为了对付新的犯罪情况而出现的主动型侦查──监控型侦查和诱导型侦查 ,在刑事侦查实践中有日益扩大应用的趋势。由于侦查权的特殊性和犯罪情况的新变化 ,主动型侦查有存在的必要。立法机关应当从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的实质要件、适用的对象范围等方面对主动型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作出明确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