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后消极不主动投案是否属逃避侦查的探讨

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该规定表明刑事案件超过诉讼时效后,嫌疑人是否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是判定该案件是否继续追诉的决定性因素。实践中超过诉讼时效案件嫌疑人常呈现出积极逃避侦查和消极不主动投案两种情形。积极逃避当属逃避侦查没有异议,但消极不主动投案则因主观上无逃避积极性、客观上无积极逃避行为等表现导致其是否属于逃避侦查常成为司法实务工作中争议的焦点。合理区分积极逃避侦查与消极不主动投案行为、理清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立法原意、廓清逃避侦查范围界限对司法机关正确决策是否需对相关案件启动追诉程序有积极意义。     

诱惑侦查之犯意引诱认定标准研究

法院对诱惑侦查案件是否存在犯意引诱的认定过于笼统、单一，根据被告人与诱惑侦查人员首次接触前、首次接触时、首次接触后三个阶段的行为表现，以及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方式和强度进行判断的方法，仍然是属于兼采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判断方法。为更好地处理诱惑侦查问题，应借鉴证据的证明标准，将犯意引诱的具体认定标准分为直接标准和间接标准，只有在引诱事实清楚、判断依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时，法官才能对案件作出存在犯意引诱的认定。     

秘密侦查立法规制新探

秘密侦查，是指以查证犯罪为目的，由国家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的，针对严重或采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奏效的犯罪行为，而主动采取的在主观上有强烈的保密意愿，在客观上比较隐蔽，对国家司法、道德信用及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不同程度侵害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侦查行为和措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易造成侵权的刑事侦查措施，其合理使用必须以法律监督为前提。     

刑事侦查的诉讼化设想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诉讼"的特性。侦查诉讼化的实现,适当限制了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使其不能成为随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力量;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较为全面的针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以防止侦查机关的非法侦查行为,并在非法侦查行为发生时给予否定的评价。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的侦查制度。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对美国刑法中胁迫判断标准的思考

胁迫也称被迫行为,是英美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胁迫的判断标准一直是刑法理论中较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存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分。在美国,虽然不少州判断胁迫是否成立采取的是主观标准,但随着社会安全环境的变化,客观标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论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

诱惑侦查是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但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除了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在陷阱抗辩中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错案预防与侦查能力的提升

当前刑事错案研究多立足于法院审判环节,而侦查语境下的研究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接近正义"之司法理念指引下,可以侦查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刑事错案的概念,明确刑事错案的判断标准及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刑事错案的长效预防机制:完善侦查措施,规范侦查行为,建立错案应对常态化机制,组建刑事错案审查机构,促进侦查能力的提升。     

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裁判规则实证研究

诱惑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被频繁适用于那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的犯罪之中。国内学界和实务对诱惑侦查的关注较多,但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认定及其法律效果方面关注较少,这也导致了相关问题法律缺位,适法混乱的情形。基于"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特殊性,可从实证研究、分析比较的角度对我国存在"犯意引诱"争议的案件从"案件类型""辩方抗辩理由""公诉方提起公诉的理由""法院裁判情况""法院判断标准"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归纳总结,以确定我国犯意引诱的审查认定标准宜采主观审查和客观审查的混合模式,效力方面采"除罪"说。     

刑事错案防治与侦查能力的提升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漏洞是导致刑事错案的最大成因,因此刑事错案的积极意义在于,以其反思研究为契机,形成了完善侦查的突破口。在“接近正义”的司法理念指引下,对刑事错案判断标准进行重新梳理,进一步明确其与侦查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探讨修补侦查制度漏洞,转变侦查思路、规范侦查行为、细化办案流程、完善督察制度、组建适应我国的刑事错案审查机构,提升综合侦查能力,防治刑事错案的发生。     

试论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责任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是,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其合法性以及带来的法律责任问题产生争议,引起混乱。本文初步探讨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应当具备的主体、主观、客观、客体四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诱惑者的法律责任问题。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Re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from the Field of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as a major task of China’s judicial reform,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due to its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judicial fairness and authority. In the new-era background, the reform of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will inevitably set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litigation function, litigation structure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The perf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reform, is doomed to be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concerning the realization of “trial-centered”. In a word, to perfect the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is to reconstruct the lawyer defens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s “trial-centered”. To be specific, it refers to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in the new judicial field as the full coverage of judicial fiel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iguration mode, the protection of subjective rights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ation of functional effectiveness.     

警察防卫权行使主观标准的重构

我国警察行使防卫权的主观标准方面尚不明确,权利行使面临着舆论质疑和制度约束的双重压力,主观上存在着危急情境难界定的困惑,进而导致客观上警察防卫难进行的现实问题。警察防卫权与正当防卫权有诸多相似之处,应当参考正当防卫理论中主观方面标准的防卫意识学说,在生命威胁原则大前提之下,采"防卫认识""防卫意志"的概然性标准重构警察防卫权行使的主观标准,保障警察防卫权的规范行使,保护人民警察自身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从侦审改革困境看侦查监督权力的配置与优化

强化侦查权制约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公安机关的侦审一体化改革削弱了侦查权内部控制的力度,疏离了内外制约力量的配合,使侦查监督制度面临更沉重的压力。而审核式预审机制在实践中的兴起启示我们,预审作为我国侦查权内部制约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司法监督制约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前提下,与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进行"内外结合",是完善我国侦查权力控制机制的较好进路之一。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人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还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人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之突围

在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现行侦查监督工作尚未充分控制并制约侦查权。在侦查监督的现实运行中,侦查监督的权威与手段较弱。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若干方面相应完善了侦查监督程序,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应以强化人权保障为目标,建构强制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适时介入及全面引导权,侦查监督的相应保障权,完善侦查监督内部规范化工作规程,以确保侦查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籍此提高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能力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