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国内立法

恐怖活动严重危害国际秩序与安全,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联手行动,而健全与完善相关的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在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及其他国家惩治与防范恐怖活动立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     

基于GTD的教育机构恐怖袭击实证分析及防范策略

在反恐形势日趋严峻的大环境下,教育机构已逐渐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基于GTD数据库中所收录的2009-2018年恐怖袭击的数据,以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机构恐怖袭击的发生数量、地域分布、袭击手段,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对两个典型案例(两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教育机构恐怖袭击主要有以下特点:袭击频发但呈下降趋势、袭击地域分布不平衡、袭击手段以爆炸为主袭击损失小但引起恐慌大等。对教育机构恐怖袭击,应从安保措施、情报预警、危险品管控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加强防范。     

论犯罪学的恐怖犯罪概念

“恐怖主义”、“暴力恐怖犯罪”等概念不应是犯罪学研究的概念范畴 ,“恐怖犯罪”概念才能更准确地体现犯罪学的学科特点。在这个概念体系下 ,恐怖犯罪的内涵既不同于恐怖主义 ,也不同于刑法上的恐怖活动 ;它与一般暴力犯罪的区别在于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和制造出了恐怖心理或恐怖气氛 ;恐怖犯罪的目的可以是多元化的 ,政治性不是恐怖犯罪的本质特征 ;恐怖犯罪既可以是集团、组织、团体实施的 ,也可以是个人实施的。     

民国时期恐怖活动研究

恐怖活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后,到民国时期已经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当时的所有政权都制定反恐法规,采取反恐措施,希望将其消灭或纳入管控范围,但由于各政权自身条件的限制及实施恐怖活动的组织、个人所具有的强势特点,要达到目的并非易事。     

试论反恐专门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恐怖活动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宦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加强反恐专门立法已经成为国际联合反恐、国内依法反恐的现实需要。从国际层面看，专门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从国内层面看，我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立法基础。在反恐专门立法中，要注重立足我国国情，并妥善处理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     

试析边疆恐怖主义事件的成因及特征——以“5·22”暴恐袭击为例

近年来，我国边疆陆续发生了多起恐怖主义犯罪事件。以2014年“5·22”暴恐袭击事件为例，探讨边疆恐怖主义活动的方式、特征及成因，对今后如何更好地打击与防范边疆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论恐怖犯罪行为的根源——文明及文化冲突论解析

美国“9.11事件”清楚地向世界表明,恐怖组织及其所从事的恐怖犯罪行为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使人类文明惨遭破坏,给人们心灵留下难以忘怀的伤痛,甚至蒙上了长久的阴影。其实,恐怖犯罪由来已久,只是以前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罢了。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恐怖战争似乎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分析恐怖犯罪的原因,显然难以彻底消灭恐怖组织及其恐怖犯罪活动。作者认为,恐怖组织的出现,以及恐怖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是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冲突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朗的今天,充分注重各国、各民族、各区域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尊重各国和各民族的传统;协调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冲突,才是治理恐怖犯罪的根本策略。     

中国反恐立法的形势、问题与对策

面对日趋严峻的恐怖活动威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不断地探索通过立法的方式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目前,由于我国的反恐立法存在立法格局不科学、缺乏系统性等问题,难以满足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的需要.为适应我国反恐形势的新变化、推进反恐工作依法开展以及履行我国应尽的反恐国际义务,应当尽快制定一部系统、全面的《反恐怖法》,同时,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手段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以期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活动的根源.     

Bombing Alone: Tracing the Motivations and Antecedent Behaviors of Lone‐Actor Terroris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ociodemographic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antecedent behaviors of 119 lone‐actor terrorists. This marks a departure from existing analyses by largely focusing upon behavioral aspects of each offender.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whether lone‐actor terrorists differ based on their ideologies or network connectivity. The analysis leads to seven conclusions. There was no uniform profile identified. In the time leading up to most lone‐actor terrorist events, other people generally knew about the offender's grievance, extremist ideology, views, and/or intent to engage in violence.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preceded lone actors' plots or events. Many but not all lone‐actor terrorists were socially isolated. Lone‐actor terrorists regularly engaged in a detectable and observable range of activities with a wider pressure group, social movement, or terrorist organization. Lone‐actor terrorist events were rarely sudden and impulsive. There were distinguishable behavi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subgroups.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conclude this article.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