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关于征集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实物资料的公告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心。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抗疫,疫情防控形式正积极向好。根据中央精神,中国侨联全面部署,各级侨联积极履职,动员侨界力量投身抗疫斗争。在这场战役中,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宝贵贡献。同时,在全球战“疫”中,侨界也正在各住在国发挥着积极作用。     

广东省侨联:携手海外华侨华人齐抗“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省侨联的积极联系和动员下,全省各级侨联组织和粤籍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纷纷行动起来,踊跃捐款和捐赠医用物资,支援国家和家乡防控疫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30日,广东籍海外侨团和侨胞捐赠款物已超过1亿元,其中捐款近1亿元,捐赠医用物资近1000万元(其中口罩近40万只)。捐款捐物的海外社团和侨胞涵盖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     

泰国的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关系探析(1938-1945)

泰国华人于1910年组建泰国中华总商会,成为泰国华人的最高团体组织.由于潮州帮华人实力的强大,一直在商会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而迟迟未设立潮州会馆组织.直至1938年,潮州籍华人才组建潮州会馆,并成为中华总商会以外的另一个重要华人社团.在潮州籍华人组建潮州会馆的过程中,潮州会馆与中华总商会在人事、活动和职能方面产生了互动关系,并在华侨领袖以及中泰政府的协调下,通过执事关联、制度合作和协调分工,形成良性互动循环和联动机制,更好地维护泰国潮州华人的生存与发展.     

泰国勿洞广西籍华人社团初探

勿洞位于泰国最南端,隶属也拉府,被誉为泰国的"广西村".在这里诞生了泰国第一个广西籍华人血缘社团和第一个地缘社团,而且该地也是目前泰国广西籍华人社团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勿洞广西籍华人社团的发展经历了从内部权力分化到矛盾中协助共生的过程.华人社团的成立提升了广西籍华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伴随着发展延续的需要,广西籍华人社团具有团结乡谊、各属互助,慈善公益、圆融异族,联络原乡、开放交流等功能.     

特别声明

<正>近日,根据作者反映,有不法分子假借本刊名义,利用网络行骗(行骗网站域名为http://www.dnyyj.cn/,为境外服务器)。该网页鼓动作者投稿,并通过电子邮箱dnyyjzz@163.com通知作者缴纳审稿费或者版面费。现本刊郑重声明:本刊尚未建立独立网站,唯一的网络页面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     

当代印度尼西亚棉兰华社发展的新态势——基于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的考察

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一直是透视海外华社的重要参考,也是学界认为值得努力研究的方向之一。印度尼西亚棉兰华人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的一部分,但受内外因素综合影响,深具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共性和自身的独特性。受全球化、跨国化的浪潮影响以及印度尼西亚民主化的推进,当代印度尼西亚棉兰的华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而它又凝聚于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的行动方式中。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透过印度尼西亚棉兰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的考察,冀图解读当代印度尼西亚棉兰华人社会的新态势,从而由局部到整体地把握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特殊性与共同性。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近代日本侵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同胞及东南亚各属侨胞联动,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随着有关运动的组织方式日趋成熟,当地华侨与日商之间的商业矛盾也逐步激化.这种对立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达到顶点.因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和荷属东印度华侨自身商业特点的影响,虽然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与之前相比更具组织性,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虽欲积极反制,却无法撼动当地华侨的支配性商业地位,于是便将彻底瓦解当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希望寄托于日军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