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作为:基本类型、驱动因素与治理展望

考察并审视政策过程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不作为现象大量存在。政策不作为是指决策者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包括五种类型:有计划的政策不作为、意识上的政策不作为、受迫的政策不作为、不情愿的政策不作为和无意的政策不作为。政策不作为的驱动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公共组织的信息病态、政府机构和程序的缺陷运作以及网络结构的不协调和可行性缺乏。基于此,应从政策不作为研究的四个探索方向即识别政策不作为、解释政策不作为、评估政策不作为和治理政策不作为入手,通过对其深入分析,不断丰富和推进政策科学对政策不作为的研究。     

“相见”不“相识”:公民参与反腐败的认知梗阻及其克服——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研

推进基层监察体制改革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查资料，对村(居)民监察认知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村(居)民监察认知存在关注程度不高、了解程度不深、参与积极性不足，但满意度较高的认知梗阻。其中，对关系壁垒、宣传方式、腐败生态是影响监察认知水平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应通过重视社会资本的“感染”效应、创新廉政政策宣传内容和方式、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等方式克服公民参与基层反腐败的认知梗阻。     

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评价与影响因素 —— 基于四个省份十二个煤矿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四个省份十二个煤矿一线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从个人、家庭、企业、工作四方面，探究了我国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利益、自我发展、 家庭责任、不和谐的家庭关系、考核标准、薪酬制度、企业文化、工作量、工作要求、工作环境对煤矿一线员工 过度劳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支持对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不同年龄、 不同工龄、不同收入的员工，过度劳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大、工龄越长、收入越高的员工过劳程度更高。 总体上看，煤矿一线员工普遍存在过度劳动且较为严重。     

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呈现"总体基本一致,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由多维构成,最认同道德品质和做事风格""基本具备情感和动机功能,具有榜样示范价值"的现状,以及"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平民性""现代性""娱乐性""多元性"七个特征,并明显受到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多方重视针对性提高家庭教育的功能、全方位提升学校主阵地教育功能、高效发挥媒体融合的优势互补作用、努力拓展影视作品价值引领功能等四项建议,以期引导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英雄观。     

“微时代”青少年法治素养存在的问题及提升路径

"微时代"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以"微媒体"为特征的社会。"微时代"青少年法治素养出现了诸多新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法治素养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凸显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存在的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从立法、执法、网络监管等层面强化治理能力,切实提高青少年的法治素养水准。     

福建省中小学生毒品认知的现状及对毒品预防教育的启示

目的:了解福建省中小学生毒品认知现状,为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随机抽取我省十个地级市中小学生,对其采用自拟问卷调查。结果:中小学生对传统毒品知晓率约80%⁹5%、合成毒品知晓率约40%95%、合成毒品知晓率约40%⁸0%、新精神活性物质知晓率约10%。中小学生毒品防范意识男生好于女生,高年级好于低年级,防范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列联系数=0.051,P<0.05)、年级差异(列联系数=0.150,P<0.01)。中小学生对吸毒是否会上瘾的正确认识约为80%80%、新精神活性物质知晓率约10%。中小学生毒品防范意识男生好于女生,高年级好于低年级,防范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列联系数=0.051,P<0.05)、年级差异(列联系数=0.150,P<0.01)。中小学生对吸毒是否会上瘾的正确认识约为80%⁹0%,并且存在年级差异(列联系数=0.158,P<0.01)。双亲抚养下的中小学生对毒品认知较好;冷漠、民主教养风格下中小学生对毒品认知较好。中小学生对吸毒之于本人、家庭危害的认识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认识更加全面的特点。结论:我省中小学生毒品认知有限,并且存在地区差异;家庭结构与教养方式对中小学生毒品认知有较大影响;毒品预防教育应更新内容,加强力度,提供父母教养方式指导,并贯穿基础教育。     

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及提升路径——以那柯里村为例

农村工作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领域,农村土地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也是农村工作的重要步骤,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是国家农村土地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依据。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乡那柯里村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民族关系,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与全国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基本一致,研究那柯里村农民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现状、面临困境、提升途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性问题的扩展情况。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那柯里农户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政策十分关心,对土地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认知较为准确,对宅基地、耕地、产权等内容形成的观念基本正确,但是土地政策认知的主体存在差异,农户对各类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也不尽相同,导致差异和认知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宣传不到位,土地规划利用不明确,当地缺乏主动性、农民缺乏参与感,农户土地观念与行为的不统一,面对农村土地政策落实与农民认知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多措并举。     

试析达马西奥的情绪具身认知观

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情绪是具身的情绪,离开了身体这个载体,情绪就失去了根基无从谈起,并由此提出了"躯体标识器假说",但关于这个假说的可行性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达马西奥的情绪理论有其合理性与科学依据,他在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情绪进行认知神经科学分析,并提出了情绪的具身研究,开启了情绪研究的新篇章。但由于他过度强调躯体的作用,忽视了情境等其他因素对情绪的影响,因此情绪理论仍有待完善。本文认为情绪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的研究取向难以对情绪进行全面阐述,应该从认知、生理和环境这三个视角对情绪进行整合研究,从而获得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跨境民族因素对阿巴边境地区毒品问题的影响

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抗苏战争的开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毒品产量迅速增加,成为世界毒品市场的重要来源地。阿巴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等跨境民族在"金新月"地带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阿富汗生产的鸦片主要来源于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村庄,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也主要集中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多年以来,尽管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在阿巴边境地区不断采取禁毒措施,发展替代种植,但是均未能清除该地区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长期种植罂粟并参与毒品走私的原因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从历史上看,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有种植罂粟的传统,出售鸦片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政治上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不能对边境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为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提供了条件。此外,一些政党为了拉选票而支持当地人们种植罂粟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从经济上看,种植罂粟的收入要高于种植小麦的收入,贩卖毒品的利润较高是吸引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