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重叠共识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重叠共识思想是对于其正义理论的完善，其目的在于利用理性引导人们走向公共的善。现代社会对于理性的反叛使得人们陷入多元的、碎片化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中。在罗尔斯看来，虽然个体差异性加深了社会分歧的程度，但还是可以用公共理性搭建社会基本政治结构，从而维护社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社会需要人们建立共识来克服多元文化之间交流障碍，罗尔斯以公共理性为基点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共识生成机制，但是公共理性的限制分离了正义与道德，个体的正义也不能从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中寻求支撑。作为道德基础的重叠共识则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个体的行为还是要遵循自身具体的多元价值观念，这导致了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掩盖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世界。     

安徽:创新笃行 实干争先 推进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2年,安徽省将以"创新、笃行、实干、争先"为引领,全面推进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锚定工作目标全面实施司法所建设提档升级三年(2020—2022年)行动计划,实现全省1524个司法所全部达到提档升级基本要求,其中300个司法所达到省级示范所要求,500个司法所达到市级示范所要求,做强做实做优司法所这个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和产品向基层输送延伸的转换枢纽。组织开展"人民调解为人民"专题活动,全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访调对接、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警民联调为支撑,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为补充的新时代"1+4+N"大调解工作格局。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在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以上,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10%。城镇新增就业3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10%左右。粮食产量稳定在240亿斤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