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捕与退捕渔民补偿的法治因应

长江禁捕行为有其合法性依据。“收回渔民捕捞权”和“专用生产设备报废”乃禁捕政策之核心，对二者的定性直接决定着长江禁捕行为的本质界定。“收回渔民捕捞权”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征收。“专用生产设备报废”内涵有收缴和规范管理两个层面，前者为征收，后者应界定为“应给予补偿之准征收”。故此，长江禁捕行为应认定为国家因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实行的征收行为。依比较法及我国现行法的征收补偿精神，对罹受特别损失的退捕渔民应遵循“生活权补偿”理念。据此理念，现行退捕渔民补偿体系存在逻辑纰缪，具体补偿实践问题丛生。故而，退捕渔民补偿体系应调整为以“收回渔民捕捞权补偿”和“专用生产设备报废补偿”为主体结构。以实质化的转产就业安排、灵活性的临时生活补偿、充分的养老保障因应前者，以尊重退捕渔民意愿并畅通其救济途径的做法对后者予以改进。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入典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将“三权分置”政策内容上升为法律规定,确立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对解决承包地流转闭锁抵押难行等问题意义重大。却因将承包经营权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封闭流转以法律固化,新设土地经营权性质不清、类型混合、流转不济,无益承包地债权性与物权性并可市场化开放性流转之“三权分置”目标实现。受其影响,《民法典分编(草案)》亦存同样问题。亟待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进一步入典完善。在实地调研基础上,遵循《民法总则》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前提下,于《民法典分编(草案)》完善中,基于英美地产权客体权益分离理论与大陆法系二次权能分离理论具兼创债权性与物权性经营权功能的地权二次分离理论,在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不变上,从其客体权益中分离出二元化土地经营权,并分别于合同编增设农地租赁经营合同具体规范债权性经营权、于物权编构造“农用地使用权”科学规范物权性经营权。以利能以债权性经营权顺农地灵活经营实践、物权性经营权应农地抵押及长期经营所需的二元化路径,促现行承包经营权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封闭流转向派生出的土地经营权市场化开放性流转发展,以实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入典达成“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之政策目标。     

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新安江模式”

新安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先行探索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地。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以来,经过八年多的艰苦摸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安江模式”,目前已经在全国多个流域得以推广,标志着皖浙两省在生态补偿机制改革中取得了成功经验,用实践生动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从全国第一个跨省流域的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着手,总结“新安江模式”的建构过程与巨大成效,分析“新安江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内在逻辑,阐明“新安江模式”的现实问题与对策思考,以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财政市场、土地资本化与异质性城市化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手段。我国土地财政规模大、比例高,其形成不仅源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和地区之间、官员之间的竞争,究其质里,则是政府实现财政市场目标的行为投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基于相同的逻辑生成,帮助实现了土地财政的本质——资本化,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额。但是,土地的资本化提高了城市化成本,衍生出异质性,形成了空间与人口的矛盾,积累了凝结在城市中的金融、社会和道德风险,亟需引起重视。     

关于完善武汉市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十三五"以来,武汉市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推进"大发展"与保护"大生态"、探索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创造了良好条件。     

空间智治赋能高质量发展

空间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的大命题。在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市场经济先发地台州市,正掀起一场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策发的空间治理变革。“通过空间重塑、自然赋值、资源节约,以空间‘智治’赋能高质量发展,台州将为建设‘重要窗口’提供新方案。”台州市委书记李跃旗说.